碧血悲歌――許繼慎(8)

由張國燾導演的總攻擊在蘇區黨員代表大會上達到**。

1931年6月下旬，在鄂豫皖蘇區首府新集，全區黨員代表大會隆重召開。軍隊連以上幹部和地方負責人共有九百餘人出席會議。這次會議實際是張國燾到根據地後主持召開的一次全區幹部大會。會議的主題是討論根據地建設中的一些重大問題。

“同志們，不要把視線全部集中到軍事戰略和政策、法令這些所謂大問題上。其實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雞毛蒜皮的小毛病，如果不及時解決也會釀成大錯，比方說，部隊中的游擊習氣、生活作風等。”張國燾有意拋出話題。

沈澤民推上炮彈就開火：“說到部隊中的軍閥作風、土匪習氣，許繼慎同志應當反省自己。別的方面不說，單就對待婦女的態度，你就做的不好。”他逐一轉述張國燾說的那些“事例”，然後厲聲質問道：“有人反映，你有許多姘頭。在你的姘頭中，是否有有夫之婦？是否有被強迫的？這種行為是否破壞紀律？這是不是土匪的享樂主義？又是不是軍閥橫霸的習氣？這配做一個**黨員和蘇區的高級將領嗎？”

對於突如其來的攻擊，許繼慎始料未及。他一一駁斥所謂的“事例”，反覆強調：“我是老黨員，又是北伐老戰士，對於黨紀軍規向來是嚴格遵守的。說我強姦婦女或亂搞姘頭，純屬誣衊，我要求組織澄清這些問題，如果證實是我所為，請給我處罰。”

在黨的大會上以虛假的事例公開指斥高級將領，這在鄂豫皖的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會議像潑了水的油鍋，頓時亂成一團。

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紛紛發言，提出批評意見。會議“揭批”的對象越來越廣，許多師級幹部被點名，軍委分會主席曾中生和軍政委余篤三被指為有縱容之責。

這正是張國燾的意圖。他就是要打擊以曾中生、許繼慎為代表的黨內抵制“左”傾政策的反對派。

與此同時，沈澤民等人隨意詆毀高級將領的做法，也引起了絕大多數主持公道幹部的義憤。他們向張國燾提意見，要求公開說明許繼慎等人被冤的實情、公開批評沈澤民，糾正黨內鬥爭中這種極為惡劣的先例。

挑起事端的張國燾在整個批鬥過程中始終保持超然的姿態。他讓沈澤民、陳昌浩等人打頭炮，而自己默不作聲。在初步打擊許繼慎之後，他又出來做好人，拉着蔡申熙找許繼慎、曾中生談心。

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曾中生一向態度鮮明，這次也不例外。他直截了當地說：“這次會議出現了很不好的苗頭。沈澤民閉着眼睛念經，根本不了解蘇區的實際，他所提的見解都是照抄照搬的教科書，特別是他在黨內動輒給人戴帽子、打棍子，已經引起本地幹部的強烈不滿。他脫離這次會議的主題，收集道聽途說的傳聞來攻擊許繼慎，應該公開批評。黨內不能開此先河！”

張國燾見曾中生批沈澤民偏離會議主題，也拿會議主題做文章：“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反‘立三路線’和‘右傾政策’，不應當轉移目標去批評沈澤民。他最多不過是缺乏經驗，說話有時不完全恰當，這是可以諒解的。目前大敵當前，應該一致對外，希望繼慎同志不要心存介蒂。”

許繼慎心裏明白，把炮放得山響的沈澤民只是書生意氣，而不動聲色的幕後主使則是這位“欽差大臣”。為了紅軍的事業，他決定忍辱負重，表態說：“自參加革命那天開始，我就將個人的生死榮譽拋在腦後。對於澤民同志、國燾同志，有意見我還是會提的，但組織的決議我保證無條件地執行。我現在只想一件事，就是上前線，打勝仗。”

1931年夏，中央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正處於最緊張的時期，**中央要求各戰略區域的主力紅軍立即採取軍事行動，援助中央根據地。7月上旬，鄂豫皖蘇區軍事委員會在商城余家集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紅四軍行動方針，史稱“余家集會議”。

會議在余家集一個祠堂舉行，十幾張條凳圍着一張八仙桌。張國燾坐在正中的一張太師椅，發表“高見”：“援助江西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鬥爭是我們當前刻不容緩的政治任務。大的任務定下來后，現在要討論的就是如何援助。我考慮了幾天，可以說憂心如焚、寢食難安，我想起了孫子的一句名言：‘擊敵之所必救’，也就是說要想辦法讓圍攻中央蘇區的敵軍回撤。怎麼才能迫敵回撤呢？攻擊蔣介石的老巢——南京。我的計劃是這樣，紅四軍先打英山，然後出潛山、太湖，打下安慶，再進擊南京，抄蔣介石的老窩！”

他的建議令紅四軍將領目瞪口呆，曾中生、徐向前不停地搖頭，許繼慎更是按捺不住地發出冷笑。

“繼慎同志，你笑什麼？”張國燾惱怒地問道。

“張主席，你看過皖西的地圖沒有？”許繼慎直接戳到張國燾的痛處。他一邊在地圖上比劃着，一邊說：“從英山到安慶，僅直線距離就有四百多里，其中大部分都是白區，沿途還有兩個旅以上的國民黨正規軍需要掃除。殺敵一萬，自損三千。除去戰鬥減員外，我們從英山東出，每攻一地，都需要留兵鎮守，這樣逐次減兵，還能有多少兵力可以攻擊安慶？根據我的計算，即使紅軍能夠順利衝到安慶，手上能夠運用的兵力也只有兩三個團，用兩三個團去攻打敵人重兵設防的大城市，能有多少成算？恕我說句不客氣的話，東出計劃是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冒險計劃，純屬紙上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