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悲歌――許繼慎(6)

前委多數成員也認為：“我們名義上是一個軍，實際上只有幾千人，就這麼點力量，怎麼個打法？我看，能打到外線上去，搞一兩千條槍就不錯了！”

根據多數同志的意見，許繼慎沒有率部向武漢進攻，而是出擊平漢線，在遭受幾次小挫折后，又改變行軍方向，把注意力放在鞏固根據地上。為此，他遭到地方負責同志的責難，軍中也有人指責他屢次違背上級命令。10月中旬，紅一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按照“立三路線”的標準衡量軍隊的工作，批評軍部在進攻敵人大中城市和交通幹線時“作戰不力”，存在着消極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許多人把火力對準了許繼慎，在改選紅一軍前委時，把他排斥在外。

許繼慎不為所動，仍然執行穩妥的軍事戰略。11月，他率部奔襲新洲，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國民黨郭汝棟第二混成旅包了“餃子”，繳獲大批槍支和軍需物資。這時，中央關於糾正“立三路線”的指示傳達到紅一軍。前委成員聽了傳達，不約而同地把欽佩和愧疚的目光投向軍長。

新洲之戰後，許繼慎考慮到由於主力出擊平漢線，皖西根據地大部被敵侵佔，約有二百餘名幹部和萬餘名群眾遭到殺害，於是果斷決定回師皖西。12月上旬，部隊夜襲金家寨，殲敵四十六師一個團，然後進逼六安，誘使國民黨重兵出援。12月30日，援敵分三路向紅一軍駐地麻埠進逼，被紅軍包圍於東、西香火嶺，共殲敵三個團。在恢復皖西根據地后，許繼慎又率部趕往鄂豫邊地區，在二道河擊潰敵三十師一個旅。

在二道河，許繼慎率領的紅一軍與蔡申熙帶領的紅十五軍會合，兩軍根據中央指示正式合編為紅四軍，由中央派來的曠繼勛任軍長，原來的兩個軍長蔡申熙、許繼慎分別改任紅十師和紅十一師師長。許繼慎沒有因為職務上的下調而影響情緒，依然全身心地投入戰鬥。1931年春，他和蔡申熙帶領紅十、十一師密切配合，在廣水雙橋鎮地區全殲國民黨第三十四師，生俘師長岳維峻以下五千餘人。這是紅軍歷史上第一次取得殲敵整師的勝利。

新任鄂豫皖特委書記兼軍委主任曾中生十分看重許繼慎、徐向前、蔡申熙過人的軍事才能，把他們視為主要助手。這四人都是黃埔軍校出身，日後都成為了共和國的軍事家，但每個人都獨具特色。曾中生大局意識強，善於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思考問題；許繼慎心思敏捷，機智果斷，遇事有魄力，關鍵時刻善於決斷；徐向前厚重慎密，作風踏實，既能獨當一面，又樂於做副手和高參；蔡申熙長於進行戰略思維和協調工作。曾、許、徐、蔡的搭配本是難得一遇的黃金組合，但是，命運多乖，他們剛剛聯手寫下第一頁輝煌，就被張國燾的黑手摺斷。

耿介、直率的許繼慎多次揭穿張國燾的老底，率先向“左”傾錯誤開火。在伸出的橄欖枝被拒絕後，張國燾嫉恨叢生，組織了一系列的圍攻和誣陷，但仍然折不斷硬漢子的脊樑。一場軍事戰略上的分歧愈演愈烈，將黨內鬥爭推到攤牌的境地。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

夫為靈修之故也。

屈原是許繼慎心中的楷模。他不僅對三閭大夫的千古名篇《離騷》倒背如流，更崇敬屈原正道直行、九死不悔的性格。

坦誠，直率，不平則鳴，有話直言，無論做人還是做事都踐行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準則，這是許繼慎的稟性。他深知“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的道理，但是，他不屑去做違背良知的事情，更不願意戴着假面具做人。他的這種耿介、狂狷的性格使他很快與新任“欽差大臣”——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發生激烈衝突。

1931年春，王明“左”傾路線在黨中央佔據統治地位。為了推行其“左”傾政策，中央先後派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到鄂豫皖根據地，成立中央分局和省委，進行所謂“改造黨和紅軍”的工作。當時，許繼慎正指揮所部在皖西作戰，與先行入皖的沈澤民發生激烈爭論。

沈澤民比張國燾先到蘇區一個月。這位年僅二十六歲的省委書記最大的特點就是“左”得歷害。徐向前對他有個準確的評價：“工作熱情積極，是個好同志，但軍事上一竅不通，又缺乏領導經驗。”連與他交情密切的張國燾也說：“他也許是受莫斯科影響太深了，往往拿聯共的標準，來衡量這些山區的‘土共’。他是缺乏工作經驗的書生，只會背誦馬列主義的教條，而當地游擊好漢卻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懂得甚至不多理會什麼馬列主義，所以這兩者間的矛盾，一直沒有解決。”

1931年3月下旬，沈澤民進入皖西蘇區。所見所聞，與他的心目中的“布爾什維克標準”大相逕庭，這裏的老百姓甚至連蘇維埃的準確含義都不清楚。一次，他與普通黨員討論這件事時，有的猜測着說：“蘇維埃就是蘇兆征的別號，蘇兆征是廣州暴動中政府主席，因而我們的政府以蘇兆征的別號來命名。”另一位則反駁道：“蘇兆征同志已經死了，蘇維埃是他的兒子。”沈澤民費盡口舌，解釋說“蘇維埃”是俄文翻譯過來的，不是人名，與蘇兆征同志也沒有關係，它的意思是工農兵代表大會，但是聽的人仍然一頭霧水。

沈澤民拿蘇聯的模式去套正在創建之中的蘇區，就發現許多“驚人”的所謂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