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試教育是最好的素質教育？(1)

浙江大學鄭強教授在一次演講①（①2000年12月23日下午在浙江圖書館報告廳演講，全文見。）中如此說：“大中小學在搞素質教育，什麼叫素質？英語、計算機、鋼琴都會一點兒能算是素質嗎？我住的那幢樓的孩子都在彈鋼琴，我就聽到二樓的一個男孩子在彈《致愛麗絲》時，邊彈邊哭邊罵他媽媽。爸爸媽媽都是音盲，卻一定要把孩子培養成音樂家。這麼好的太陽，讓孩子坐在屋裏，他能受得了嗎？這是何必呢？語言、計算機就是工具。中國的外語教授講英語還不如美國賣菜的農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日本博士、德國教授說不出英語的多的是！我們怎麼能說一個人不會說英語就是文盲呢？語言就是一個工具！你一個研究生連中文一級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級幹什麼呢？看看研究生寫的論文，自己民族的文化都沒有學好，天天考打勾：托福打勾，GRE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個寫的英文論文在我面前過得了關呢？過不了關！這樣培養出來的人能幹什麼？自己搞的專業一點都沒學好！我跟在座的老闆們提醒一句，你們現在的招聘動不動就要英語好，幹什麼呢？需要嗎？”鄭強教授情緒如此強烈地提到英語、計算機，其背景是，在大學校園裏，這兩門工具課程的作用已經到了被神話的地步。可以說，大學四、六級考試，曾經被列為最具素質教育意義的教學舉措，是大學素質教育端出的第一道大菜。這個為了將大學生塑造為國際人才的考試，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是很多大學生談之色變的“鬼門關”，而今天的現實卻表明，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造就了“聾子英語、啞巴英語”，拿着國家大學英語六級考試的證書，卻既不能聽，又不能說英語的現象比比皆是。1989年國家推出了大學英語四級考試，這一考試很快由幾所學校向全國所有高校蔓延開來。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很多高校為了推動大學生的外語學習，則進一步將這一考試與學生是否能獲得大學文憑直接掛起鉤來，還把大學英語四級、六級考試的通過率作為衡量學校教育質量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指標。其結果是，大學生學習英語的目標，成為了通過國家四、六級考試，很多學生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花在應試技巧訓練上。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也稱得上是大學生最早的“考證”，從那時起，“考證”逐漸“吃香”。緊接着的是1992年在上海高校率先推出的計算機等級考試。踴躍報名參加計算機等級考試曾是大學校園裏一種獨特的文化。而今天，不管哪個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只要不是太差，在畢業時，都將擁有不少的考級證書。我們能夠理解教育者的出發點和動機，他們希望通過考證、考級這一形式，調動大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這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看待這種考證、考級，怎樣組織和進行考試。在參加考證者一方，如果將考證、考級作為升學加分的因素、擇業的砝碼，那麼他們將更看重通過考試而非真實素質的提高；在組織考證者一方，如果不注意將素質教育的理念貫徹到考試之中，那麼內容豐富的素質教育將被膚淺的應試訓練取代。如果證書不能與其本人的能力、素質相對應，不能真實地反映證書持有者的水準，那麼證書就會貶值，其可信度就會大幅降低。在大學素質教育菜譜中，“考證”是大菜，課程設置則是“家常菜”。讓我們來看看這道菜是如何烹制的吧。45歲的高老師，從學校教務處出來，差點在樓梯拐角處撞上一個上樓的學生。“真見鬼了！”平時涵養頗好的高教授，嘴裏罵罵咧咧。這是他第二次到教務處來要求將他的課改一改，從晚上挪到下午。“不可能，下午的課全排滿了，沒有教室。”教務處的辦事員告訴他。“我這門課是鋼筆風景寫真，上課要進行室外寫真，怎麼可能安排在晚上呢？”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