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瑞士(1)(圖)

到巴黎和羅馬去主持了獻映后，我們又回到倫敦，在那裏住了幾個星期。

這時我還需要找一所住宅，好把一家人安頓下來。有一個朋友勸我去瑞士。

我當然喜歡留在倫敦，但是我們不知道那兒的氣候對孩子是否合適；再加那時候我們確實擔心限制貨幣的問題。

因此，懷着點兒憂鬱心情，我們收拾起什物，帶着四個孩子到了瑞士。

我們暫時下榻洛桑面臨湖水的湖濱旅館。那時已是秋天，景象蕭疏，但群山仍是那麼秀美。

接連着四個月，我們一直在尋找一所合適的房子。此時烏娜即將生第五個孩子，她很着急，說出院后不願再住旅館，由於時間緊迫，我就忙着到處去找房子，最後是在韋維稍北科西爾村的德班別墅定居下來。

我們不曾想到，那所房子佔地三十七英畝，有一片果園，裏面除其他水果外，還有大顆的黑櫻桃，鮮美的青皮李，蘋果和梨；再有一個菜園，裏面種有草莓、玉米和極其可口的蘆筍，後來，無論我們外出到哪兒，遇到這些蔬菜當令時節，總要老遠地趕回來。

陽台前面是一片佔地五英畝的草坪，四周是蔥蘢的大樹，襯托着遠處的湖泊和群山。

我聘用了幾位很得力的助手：雷切爾·福特小姐給我們安排家務，後來當了我的總管家，比爾尼埃太太擔任我在瑞士的英文秘書，這本書的原稿經她打過了好幾遍。

我們起初看了氣派這樣大的一所住宅，有點兒膽怯，不知道我們的收入可夠維持開銷嗎，但是房東告訴了我們所需的費用，我們算算自己的錢還是夠的。

這樣我們就住進了人口有一千三百五十人的科西爾村。至少是經過了一年的時間，我們才適應了當地的環境。

孩子們暫時進科西爾的村校。要他們一下子樣樣都使用法文，的確是很吃力的，我們擔心這樣會在他們心理上產生什麼不好的影響。

但是，不久他們已經能說流利的法語，看到他們能這樣很好地適應瑞士生活方式，我們是很激動的。

連孩子們的兩個保姆，凱凱和平妮，也用功地學起法語來。這時我們開始斬斷自己和美國的一切關係。

結束這件事，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到美國領事館去繳回了我的再入境簽證，對領事說，我已決定不再去美國住了。

“你不打算回去了嗎，查理？”

“不去了，”我說時幾乎像是在道歉，“我年紀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無謂的麻煩了。”他沒發表什麼意見，只說了這麼幾句：“好吧，你如果再要回去，隨時憑普通簽證都可以去。”我笑着搖了搖頭。

“我已經決定在瑞士長住下去了。”我們彼此握了手，於是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

這時烏娜決定放棄她的美國國籍。於是，趁去倫敦的時候，她通知了美國大使館。

但是使館人員說，辦這個手續至少需要三刻鐘時間。

“這可是胡說！”我對烏娜說，“要這麼長的時間，這簡直是豈有此理。我陪你一塊兒去。”我們一到大使館，我過去由於種種侮辱和誹謗所受到的氣一時迸發，就要像一隻氣球似地爆炸了。

我大聲問移民局辦事處在哪裏。烏娜覺得不好意思。一間辦公室的房門開了，一個人走出來說：“喂，查理，你和你太太進來好嗎？”他肯定已經看出我的來意，所以第一句就說：“一個美國人要放棄他的國籍，必須經過全面考慮，並且是在頭腦清醒的時候考慮。所以我們要履行詢問的手續，這是為了保護一個公民的權利。”不用說，我覺得這話有它的道理。

他是一個年近六旬的人。

“一九一一年我在丹佛舊王后戲院看過你的演出，”他說時帶着責怪的神氣瞅着我。

這一來我的氣當然平息下去了，於是我們談到多年前那些快樂的日子。

討厭的詢問結束了，所有的文件都簽好了，我們和和氣氣地道了別，這時候想到自己對這種事缺乏感情，我又覺得有些難過了。

去倫敦的時候，我們偶爾也會見一些朋友，這些朋友當中有西德尼·伯恩斯坦，艾弗·蒙塔古，愛德華·貝丁頓－貝倫斯爵士，唐納德·奧格登·斯圖爾特，埃拉·溫特，格雷厄姆·格林，Ｊ·Ｂ·普里斯特利，馬克斯·萊因哈特，以及小道格拉斯·范朋克等。

雖然有些朋友我們不常會晤，但想到了他們時也會感到一種快慰，就像我們有時候要駛進某個港口，知道自己在那兒有個什麼可以停泊的地方而感到高興似的。

有一次去倫敦，我們接到通知，說蘇聯大使館將在克拉里奇旅館舉行宴會，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想要在那兒會見我們。

我們到達旅館時，休息室里已經擠滿了來來往往、神情激動的人群。我們由一位蘇聯使館人員陪同着，在人群中一路擠了過去。

忽然，我們看見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從對面走過來；他們也是一路擠着，臉上的那副表情說明，他們已經感到厭煩，不高興再等，正要退了出去。

可以看出，赫魯曉夫即使是在懊惱的時刻，仍舊帶着一副幽默的神氣。

他正擠向出口，陪同我們的人喚道：“赫魯曉夫！”但是赫魯曉夫向他揮了揮手，表示不高興再等了。

陪同我們的人喊：“赫魯曉夫，查理·卓別林！”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都止住步，轉過身來，臉上露出了喜悅。

我真感到得意。我們在洶湧的人潮中互相介紹了。赫魯曉夫談了幾句話，由一位譯員翻譯，說蘇聯人非常喜歡看我的電影，接着我們就喝了一些伏特加。

我以為它裏面是灑了不少胡椒粉，但是烏娜覺得它的味兒不錯。我們好容易在一小圈騰空了的地方一同拍了照。

由於聲音太吵鬧，我根本沒法談話。

“讓咱們到隔壁屋子裏去吧，”赫魯曉夫說。一群人覺察出了我們的意思，於是一場混戰開始了。

我們由四個人護衛着，被猛地推進了裏邊一間屋子。一離開了人群，赫魯曉夫和我們所有的人都

“噓”地舒了一口氣。這時我才定下神來，可以安心談話了。這時候一個美國記者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我聽說，赫魯曉夫先生，令郎昨兒晚上離開了學校，進城尋歡作樂來了。”赫魯曉夫露出了半惱半笑的神氣。

“我兒子是個很規矩的青年人，他準備做工程師，讀書很用功，但是我想，他有時候也要找點兒娛樂。”我們談了幾分鐘，有人來通知，說哈羅德·史塔生先生在外面候見赫魯曉夫先生。

赫魯曉夫向我轉過身來開玩笑說：“您不介意嗎？他是一個美國人。”我笑了起來，說

“我不介意。”後來，史塔生先生和夫人同葛羅米柯先生和夫人一起快步走進來。

赫魯曉夫回了我們一聲，說他只過去說幾分鐘話，接着就走到屋子那面角落裏去同史塔生和葛羅米柯談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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