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別紐約(4)

我們在羅馬受到同樣的接待，我接受了勳章，總統和部長們都接見了我。

那一次預映《舞台生涯》時，卻發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情。美術部部長建議我繞過那些人群，從後台門進去。

我覺得部長的建議有些古怪，說既然人們那樣耐心地候在戲院外面，想要見我一面，為了禮貌起見，我也應當從正門進去，讓他們看上一眼。

當時我覺得部長有着一種奇怪的表情，他只是柔聲飴氣地重複說，從後邊走可以省卻我許多麻煩。

但是我堅持不肯，而他也就不再勉強我了。那天晚上預映時，戲院外面像往常那樣燈火輝煌。

我們乘的轎車駛近戲院，人群被繩子遠遠攔在馬路那面——我心裏想，他們離開得太遠了。

我竭力裝出了瀟洒大方的神氣，走下轎車，繞到路當中，在弧光燈的照耀下滿臉堆笑，學着戴高樂的姿勢揮起了雙臂。

立刻，捲心菜和蕃茄像連珠炮似的在我旁邊飛了過去。我一時沒看清楚那是些什麼東西，也不知道發生了一件什麼事情，後來只聽見我那位擔任翻譯的意大利朋友在後面傷心地說：“真沒想到，在我國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呀。”幸喜不曾擲中我，於是我們三步並作兩步走進了戲院。

這時我才覺察出當時的情景令人發噱，忍不住哈哈大笑。連我的意大利朋友也只好跟着我笑了。

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那些鬧事的是一些年輕的新法西斯主義者。我應當說，他們那樣扔番茄，並無意使用暴力，只不過是要示威罷了。

他們當中有四個人當場被捕，警局問我是否要向他們提出控訴。

“當然不要，”我說，“他們還都是年輕的孩子。”（他們是十四歲到十六歲的青年。

）於是這件事就被丟開不提了。在我離開巴黎去羅馬之前，主編《法蘭西文學》的詩人路易·阿拉貢來電話，說讓－保羅·薩特和畢加索想要見我，於是我邀他們共進晚餐。

因為他們說要找一個幽靜的地方，所以就選了我旅館的房間裏。給我負責宣傳工作的哈里·克羅克一經獲悉這件事，幾乎是歇斯底里發作。

“這樣，咱們離開美國以來所做的工作都白搭啦。”

“可是，哈里，”我說，“這兒是歐洲，又不是美國，何況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當時我已無意再回美國，但我很小心，還不曾把真情向哈里或其他任何人吐露，因為我還有一些財產留在美國不曾脫手。

聽了哈里的話，我也幾乎相信，只要是同阿拉貢、畢加索和薩特聚會一次，就無異於是陰謀推翻西方民主制度。

哈里雖然這樣擔心，但後來又特地留下了，讓這幾位先生在他的紀念冊上籤了名。

那一天我不曾邀哈里一同晚餐。我告訴他，說我們期望斯大林會來，不願這件事被張揚出去了。

我對那天晚上的酬酢不太有把握。只有阿拉貢會說英語，而你依靠翻譯交談，就像是在遠遠地打靶子，必須等待射擊的結果。

阿拉貢的臉輪廓分明，人長得很漂亮。畢加索的樣子挺滑稽，人家很可能把他當作一個雜技演員或者小丑，再也不會想到他是一位畫家。

薩特有着一張圓臉，你雖然不容易從他的長相上辨出他是什麼樣的人，但可以看出他有一種精明和靈敏的美。

他是一個城府很深的人。那天晚上宴會散了，畢加索領我們到左岸去看他至今仍在使用的那間畫室。

我們登上扶梯，看見他下邊那層樓上一家住宅門口掛了一個牌子：“敝寓非畢加索畫室——請更上一層樓。”我們走進了一間樣子十分寒磣，像間堆房似的頂樓，那是一個連查特頓也不願意死在那兒的地方。

椽子上釘了一隻釘，上面掛着一隻光溜溜的燈泡，我們藉著燈光可以看出一張搖搖晃晃的鐵床和一隻已經壞了的爐子。

靠在牆腳下是一堆積滿了灰塵的舊油畫。他揀起了一幅——那是塞扎納的作品，而且是一幅精品。

他揀起了另一幅，接着又是一幅。我們至少看了五十幅名畫。我真恨不得向他出一大筆錢，把所有的畫都給買下來——只是為了要讓它們離開那個垃圾堆。

在高爾基的

“底層”中，埋藏着一座金礦。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