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瑞士(2)(圖)

為了找一些話說，我就問葛羅米柯夫人，是否準備回蘇聯。她說要去美國。我說她和她丈夫已經在美國住了很久。她笑了，那樣兒有點兒不好意思。“我倒不在乎，”她說，“我喜歡那個地方。”我說：“我不相信，真正的美國是在紐約或者太平洋沿岸；就我個人來說，我更喜歡美國的中西部，比如，北達科他，南達科他，明尼阿波利斯和聖保羅。我覺得那些地方住的才是真正的美國人。”史塔生夫人突然激動地說：“喂，我聽了您這話真高興！我和我丈夫就是明尼蘇達州人呀。”她又興奮地笑着重複了一句：“我聽了您這話真高興。”我心裏想，她原來以為我受到美國那些惡意中傷后仍耿耿於懷，要對美國大發牢騷。然而實際並非如此，再說，即使是如此的話，我也不會向史塔生夫人這樣一位和藹可親的太太發泄滿腹怨氣。我看赫魯曉夫還有好一會兒工夫要和其他幾個人談話，就和烏娜站了起來。赫魯曉夫看見屋裏亂騰騰的，就離開了史塔生，走過來送我們。我們握手時，我一眼瞥到了史塔生；這時他背靠着牆，漫不經心地眼光直衝前瞅着。我向所有的人告了別，單單沒去招呼史塔生——在當時的情況下，我覺得，那樣做法還是得體的——然而，從那一瞥中，我覺得史塔生這個人是可愛的。第二天晚上，我和烏娜兩人在薩芙伊旅館烤肉餐廳里晚餐。飯後我們正在吃點心，溫斯頓·丘吉爾爵士和他夫人走進來，在我們桌子前面站住了。一九三一年以後，我就一直沒見到過溫斯頓爵士，也不曾收到過他的信。但是，《舞台生涯》在倫敦放映后，我們聯美的分銷辦事處問我，是否可以將這部影片送到溫斯頓爵士宅邸里去放映給他看。我當然非常樂意這樣做。過了幾天，他寄來了一封信，向我再三致謝，說他很喜歡這部電影。再說，這時候溫斯頓爵士面對着我們站在桌子跟前。“好呀！”他說。那“好呀！”兩字中似乎含有一種不滿意的口氣。我趕快站起來，滿面堆笑，給他介紹了烏娜，那時她正準備回屋子裏去。烏娜走後，我問是否可以陪溫斯頓爵士和夫人一起喝咖啡，接着就坐到他們桌上去。丘吉爾夫人說，她在報上看到我會見赫魯曉夫的新聞。“我一向和赫魯曉夫相處得挺好，”溫斯頓爵士說。但是，我始終覺得溫斯頓爵士有什麼事不高興。這也難怪，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又發生了許多事情。雖然他個人以百折不撓的勇氣和鼓舞人心的詞令拯救了英國；然而，我認為，他那篇提到“鐵幕”的富爾頓演說並沒有取得什麼成就，只不過加劇了冷戰而已。後來，話題轉到了我的《舞台生涯》上。這時溫斯頓爵士終於道出了這麼幾句：“兩年前，我寫過一封信給你，祝賀你的影片成功。你可曾收到嗎？”“哦，收到了，”我熱情激動地說。“那麼，你為什麼不回我的信？”“我沒想到那需要回信，”我表示歉意。但他可不是你能哄得過去的。“哼，”他悻悻地說，“我還以為那是你對我表示見怪哩。”“哦，絕對不是，”我回答。“不過，”他接下去說，而這樣一來就把我的話岔開了，“我是一向愛看你的影片的。”像這樣一位偉大的人物，竟然會留心這樣一件瑣屑的事情，還記得兩年前一封不曾見復的信，這一點使我覺得很有趣。但是，在政治上，我的看法始終是和他不同的。丘吉爾說：“我到這兒來，並不是為了主持瓦解英帝國。”這樣說法可能是妙於詞令的，然而，面對當今的世事，這樣說法是不現實的。他所說的“瓦解”，並不能將其歸咎於政治活動，革命軍隊，**宣傳，暴力煽動，或者是肥皂箱上的演說。真正的陰謀者倒是那些肥皂包皮紙，我意思是指那些國際間的廣告宣傳，包括無線電、電視和電影，此外，再有汽車和拖拉機，科學的發明，交通和速度的加快，等等。一些帝國的瓦解，實際上都是由這些革命勢力促成的。剛回到瑞士，我就收到尼赫魯的一封信，內附蒙巴頓勛爵夫人的介紹信。勛爵夫人認為尼赫魯和我會有許多地方是意氣相投的。她說尼赫魯將路過科西爾，也許我們有機會見一次面。尼赫魯去洛桑參加大使年會時寄來了這信，說希望我去他那兒過夜，第二天再搭他的車回德班別墅。於是我就到洛桑去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尼赫魯和我長得一般矮小。他的女兒甘地夫人也在那裏——那是一個對人親切、態度安詳的婦女。尼赫魯給我的印象是：他遇事十分警惕，思慮辨析入微，既是富於感情的，又是嚴肅和敏銳的。起先他顯得很靦腆，但後來就熟了，他應我的邀請去我家午餐，於是我們一同離開洛桑，驅車去德班別墅，而他的女兒則取道日內瓦，乘了另一輛車尾隨在後面。一路上我們談得很高興。他盛讚蒙巴頓勛爵，說他任印度總督時，為結束英國在印度的利益作出了極大的努力。我問他印度在意識形態方面將朝哪個方向發展。他說：“不論它是哪一個方向，那總是為了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接着又說，他們已經開始執行一項五年計劃。在整個途中，他一直高談闊論，而他的汽車夫則以每小時七十英里，或者更快的速度沿着陡狹的公路飛駛，時不時來一個急拐彎。尼赫魯只顧說明印度的政策，可是，老實說，他的話我有一半不曾聽進，因為我只想到要去干涉那個車夫。汽車不時發出尖厲的聲音突然剎住，我們向前面撞了出去，可是尼赫魯仍舊顯得那樣若無其事。謝天謝地，後來總算讓我定了一會兒神，原來汽車暫時在十字路口停下了，尼赫魯的女兒要和他分路走了。只是在這個時刻，他才顯出是一個體貼入微的慈父，他擁抱着女兒，親切地對她說：“你要自個兒當心呀，”聽來這更像是一個做女兒的應向父親說的話。正當朝鮮危機緊迫，全世界人都十分焦灼地注視着那極端險惡的局勢時，中國大使館打來了電話，問我是否可以在日內瓦為周恩來放映《城市之光》，周當時是決定和戰的關鍵性人物。第二天，總理邀我們去日內瓦和他共進晚餐。我們臨去日內瓦之前，總理的秘書來電話，說總理閣下可能被一些事情耽擱住，因為會議上突然出現了重大事件（這是一條很不完整的報告），屆時我們不必等候他，稍遲他會出席的。沒想到，我們到達那裏，周恩來已經在他寓所的台階上等候我們。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一樣，我也急於要知道會議上發生的事件，於是向他請教。他親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切都和平地解決了，”他說，“是五分鐘前解決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