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別紐約(2)

我們雇了一輛汽車，開到肯寧頓去看波納爾三號，但是那幢房子已經人去樓空，即將進行翻造。

我們在肯寧頓路二百八十七號門口停下，因為雪尼和我曾隨同父親在那裏面住過。

後來，我們穿過貝爾格雷夫廣場，看見從前那些華麗的私人住宅的房間裏都點着日光燈，一些職員坐在桌子跟前辦公；其他的住宅已被改建成為長方形的房子，層層疊起，像一些玻璃櫥，又像一些水泥盒子——據說，這一切都代表着進步。

我們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首先是要將我們的錢從美國提取出來。這就是說，烏娜必須飛回加州，從我們的保管箱裏取出所有的東西。

她去了十天，回來后把一切經過詳細地說給我聽了。她到了銀行里，職員仔細地核對了她簽字的筆跡，向她望了望，接着就走開了，去和銀行經理商量了好一會兒。

烏娜當時很着急，但他們最後還是讓她開了我們的保管箱。她說，在銀行里辦完一切手續后，她回到貝弗利山家裏。

一切仍和我們走時一樣，花兒和庭園仍是那樣美麗可愛。她頗為傷感，在起居室里獨自站了一會兒。

後來，她看到我們家的瑞士男僕亨利，亨利告訴她，我們走後，聯邦調查局的人去過兩次，每次都要盤問他，打聽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問他可知道這家人家舉行過什麼荒淫放蕩的晚會嗎，可有裸體的姑娘參加嗎，此外還提出了其他諸如此類的問題。

他回說，我和妻子兒女都過着很安靜的生活，於是他們就恫嚇他，問他是哪一國的人，問他來美國多少年了，還要看他的護照。

烏娜說，她一聽了這些話，不管多麼留戀那幢房子，也決意立刻割棄了它。

即使我們的女傭看見她走時哭了，也不能打動她，她還是趕緊離開了那兒。

一些朋友問我，怎麼會招致了美國人的反感。我最大的罪過當時是，現在仍舊是：因為我這個人是不肯與人同流合污的。

雖然我並不是一個共產黨，但是我不肯隨波逐流，跟着大夥一道去仇恨共產黨。

當然，這樣我就開罪了許多人，其中包括美國退伍軍團人員。講到那些具有真正建設性意義的工作，比如，制定美國軍人權利法案，為退伍軍人和軍屬窮苦兒童創辦福利等，我並不反對這個組織，因為這些措施都是十分有益的，都是富有人道主義的。

但是，一旦軍團人員濫用他們的合法權利，並假託愛國者的名義，濫用自己的權力去侵犯他人，這時候他們就破壞了美國政府的基礎結構。

這種特權愛國者，可能形成一些病毒細胞，最終使美國演變成為一個法西斯國家。

第二，我反對非美活動委員會這一組織，因為它首先就是一個滑頭名詞，其伸縮性很大，可以被用來套住任何美國公民的脖子，鉗制他們的言論，然而，這些人的坦率的見解正代表了持不同意見的少數。

第三，我從來不曾打算入美國籍。要知道，也有很多美國人在英國掙錢過活，但並不曾打算入英國籍；比如，米高梅影片公司的一位美籍經理，每周薪金高達幾千美元，在英國生活和工作了三十五年以上，並不曾入英國籍，但英國人從來不去介意這件事情。

我之所以作這番說明，並不是為了要進行辯解。我寫這本書時，一開始就問自己寫書懷着什麼動機。

動機有很多，但辯解並不是其中的一個。如果總括一下我當時的處境，我可以這樣說一句，即：在許多強大的黨派與無形的政府所形成的一種氣氛中，我使一個國家對我懷有敵意，從而，很是不幸，失去了美國公眾對我的好感。

《舞台生涯》安排在萊斯特廣場奧狄昂戲院裏放映。因為這部影片不是往常的那種卓別林喜劇片，所以我很擔心，不知道觀眾的反應如何。

初映之前，我們先給新聞界舉行了一次預映。電影拍好后，到現在已隔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所以我可以客觀地評價這部影片了；應當說，看后我很受感動。

這並不是自我陶醉，因為，我看自己的影片時，既能欣賞其中的某一些鏡頭，也會厭惡其中的另一些鏡頭。

然而，我並不曾像某一位惡意造謠的記者所見的那樣，後來看得哭了起來——再說，即便是我哭了，那又怎樣呢？

如果一個作者不對他的作品發生感情，那他就很難指望公眾會對它發生感情。

說真的，我欣賞自己的喜劇片，往往有甚於一般觀眾。那一次《舞台生涯》舉行初映，是為了給慈善事業捐款，所以瑪格麗特公主也去了。

第二天影片才開始公映。雖然影評是冷淡的，但影片打破了世界賣座記錄；並且，儘管在美國受到了抵制，但它的收入仍超過了我以前拍攝的任何一部電影。

我和烏娜離開倫敦去巴黎之前，斯特拉博爾吉男爵在上議院設宴招待我們。

席上我坐在赫伯特·莫里森旁邊，聽到他這樣一位社會主義者擁護原子防衛政策，我不禁感到驚奇。

我對他說，無論如何增強我們的原子反應堆，英國總是一個易受攻擊的目標，因為它是一個小小的島國，如果等我們已被化為灰燼，那時再去進行報復，那又何補於事呢。

我深信，對英國國防來說，最可靠的戰略是嚴守中立，因為，在原子時代里，我不相信絕對中立會遭到破壞。

但是，莫里森根本不同意我的看法。使我感到奇怪的是，竟然會有那麼許多聰明人都主張使用原子武器。

我在下議院裏會見了索爾茲伯里勛爵，他和莫里森抱有同樣的觀點，我表示痛恨原子防衛政策，但同時意識到，我的話勛爵聽了甚為逆耳。

寫到這裏，我想應當概括地談幾句我現在對世界形勢的看法。由於現代生活越來越複雜，再加上二十世紀動力學的發展，於是，在政治、科學和經濟各方面，個人就被一些龐大的組織所包圍，並受到它們的威脅。

思想需符合條件，行事需經過批准，舉動需獲得允許：於是，我們正在成為這一切的犧牲者。

我們之所以會讓人家造成這樣一種類型的人物，那是因為自己缺乏識見的緣故。

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變得醜陋和臃腫，失去了審美的觀念。同時，我們的生活感官已經由於追求利潤、權力與壟斷而變得遲鈍。

我們已經讓這些影響蒙蔽了自己，以致完全忽略了那些嚴重的後果。科學知識，由於缺乏慎重指導或負責精神，就為政客和軍人提供了具有強大摧毀力的武器，以至世界上所有人的命運都被這些人所掌握。

有一些人的道德責任感和智力才幹有時至少是不夠格的（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成問題的），而讓權力過分集中在那些人手中，到後來就會導致一場毀滅人類的戰爭。

然而，對此我們卻熟視無睹，聽之任之。有一次，羅伯特·奧本海默博士對我說：“人永遠受到求知慾的衝動。”按說這是一件好事，然而我認為，在許多情況下，人們並不去注意追求知識帶來的後果。

博士也同意我這種看法。有些科學家就像宗教狂熱者一樣。他們只顧研究科學，相信他們的發現永遠是有益的，認為他們的求知信條就是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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