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其不幸，怒其不爭(1)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卻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卻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悲哀。

母親和宏兒都睡著了。

我躺着，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閏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閏土要香爐和燭台的時候，我還暗地裏笑他，以為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卻。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摘自魯迅《故鄉》）

%%%景非昨，人依舊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我上中學的時候，讀到魯迅先生《故鄉》這最後的幾段文字，總覺得有一種凄楚的氣息從字裏行間透出，心情也便罩上了陰霾。

一個從小活潑的孩子，魯迅的玩伴，長大后竟成了唯唯諾諾、遲遲頓頓、痴痴獃呆、麻麻木木的人，與魯迅過去之間的親密關係蕩然無存，這怎不讓魯迅加倍的惆悵呢？

所以魯迅先生說：“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輾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魯迅希望有一種新的生活，這種生活其實是讓像閏土式農民脫離麻木，變得活潑而開朗。

魯迅先生描寫的那個地方，其實也是我的家鄉。他住紹興，我在湖州，差不多同樣的生活形狀，同樣的人物模型。魯迅小說中的人物模型，我小時候也多有所見，更有同感，改變中國農民那種對待生活的漠然、遲頓，也是我的渴望。

先生那篇文章寫於１９２１年，迄今已經８０餘年了，幾乎可以說過去了一個世紀，一個世紀的差異不可謂不大，然則，我卻在民工們的身上，看到了某些似曾相識的氣質——他們祖輩的影子，這使我又困惑又悲涼。

溫州市木材集團公司，我們採訪了貴州天柱縣桂腳村來的民工楊熙模，他現年３７歲，初中畢業，與愛人一齊到溫州來打工，有一個４歲的女兒放在家中。兄弟５人，他排行老二，有兩個弟弟也都在溫州撈生活，楊熙略在甌海區一個鎮的無紡布工廠里搞紡織，還有一個楊熙炳的原來和他在一個公司，最近丟了工作，沒有事做。

聽他介紹，他每天工作１２個小時，平時沒有休息日。月工資８００元錢，房租每人８０元。為什麼說每人８０元呢？當我到了他所住的房間時才知道，在一間１０平方米的房間裏住着兩戶人家，兩張床，兩對夫妻，由於１２小時一班，正好調配開，所以在他夫妻倆住的時候，那一對夫妻正在上班。

生活費是每月１６０元，兩菜一湯，食堂做什麼吃什麼，基本以吃素為主，肉是很少很少的。由於他愛人也在溫州，職工食堂里不讓他愛人吃，所以自己開伙。他與妻子每月要吃掉３００多元，加上少許零用，他一個月只能節省出４００元。

楊熙模告訴我，他貴州的家中有７個人，只有２．８畝地，平均每人只有４分地，一年收３０００斤穀子，剩下還有些許山地，可以種包穀和小麥。１００斤穀子只能打５０多斤糧食，每人也只有２００多斤糧，連吃都不夠，哪裏還會有餘錢剩米，所以只得出來打工。

從２００３年９月來到溫州，到現在（我們採訪他是２００４年４月份）已經半年多了。開始有兩個月試工期，每月只有６００元，剛夠吃飯，現在能好一些，但半年之中也只能給貴州家中寄去過３００元錢。

在採訪中，我問他道：“你現在算是正式工了，有沒有和老闆簽訂過勞動合同？”

“簽了，簽了，有合同。”

“拿來給我們看看行不？”我的助手李家運說道。

他走進屋裏，翻了翻，然後拿出兩頁打印好的紙給了我們。

我們一看，這哪裏是什麼勞動合同，只不過是老闆發給他們的工廠勞動的規定。那上面寫的是：工人上班時不許抽煙，誰抽煙罰款５０元；不許打架，誰打架罰款３００元……

所有的條文都是對工人的懲罰，卻沒有對老闆的約束。我說道：“這算什麼勞動合同？這隻不過是工廠的管理規定嘛！你是不是拿錯了？”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沒有其他了。”

這以後，他避開這個話題，談起其他的事情來了。這使我大惑不解，他作為一個初中生，難道看不出這並不是一份合同？是內有隱情，故作糊塗，還是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合同”？

他接著說道，他的弟弟楊熙略，去年３、４月份在無紡布廠工作時，左手被鏈條纏住了，外皮都脫落了，傷得很重，當時到醫院去治了治，休息了半個來月，廠里給報銷了些錢，大約有幾十塊，其他一點補助都沒有，那半個月也沒有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