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其不幸，怒其不爭(2)

我張了張嘴，想告訴他，這可以到勞動仲裁部門去要求補償，卻沒有說出口，想到這個老實農民自己的表現，我相信他弟弟即使知道有這樣一條路子，也不敢去向老闆討錢的。

在一位貴州籍保安楊永憲充當嚮導的情況下，我們走進了另一幢民工宿舍。

這是比一般貧民窟還要臟、亂、差的地方，門外地上到處是垃圾和污水，走上二樓，樓道十分窄小昏暗，如果兩個人走對面，就只得相互側一下才能通過了。這裏住着一家皮鞋廠里的許多民工，不足８平方米的住室里，一般都住着兩戶人家，所以屋子裏東西滿滿的，氣味也大好聞。

民工宿舍的走廊毫無例外的，這裏的女工或是她們的丈夫（男工）都不閑着，手中拿着一張皮鞋的面子，用皮線在那裏穿來穿去，這實際上是在休息的時候還幹活，因為她們都得拿計件工資。

我在這裏採訪了這樣兩位女工。

一個叫王民翠，另一個叫詹雲英，這詹雲英是王民翠的小姑子。

兩個女人都在木材公司鞋革材料廠當裁紙板工，兩人的手都曾負過傷。

王民翠：“我是１９９１年到這裏來打工的，１３年了。開始過來時每月只有２００～３００元錢，一天６塊。如果過年回家，就扣１００元（回家１２天，二十六走，初八回來）。那是１９９５年農曆１２月１７號，連做了十五六個小時，頭暈暈乎乎的，到了１２點半，一不小心，上面的刀落下來，把右手切去了４根指頭。那天是實在幹得太多了，早上６點起床，干到了晚上１２點，腦子不清爽了。你想想，做了多少小時？到溫州康復醫院診治，掛了個急診，住了１０天院就出來了。”

“廠里給付醫療費了嗎？”

“付了，３０００塊錢，住了１０天的院。”

“其他還有什麼，有沒有醫療事故的賠償費？”

“沒得，他們要給我５００塊錢，叫我別在廠里幹了，打發我回家去，我沒要那個錢。”

“你不幹怎麼辦？”

“想用５００塊錢打發我，沒門。我賴在這裏唄，窩着，９５年起到９６年，半年沒得事做。後來，他們沒辦法，就讓我看澡堂、掃地、收澡票，現在一個月拿４３３塊。”

說話之際，王民翠的丈夫和他的妹妹也都圍上來了。由於王民翠說的是浙**田王民翠與詹雲英——嫂子與小姑的手都被砸斷過話，講１０句我只能聽懂兩三句，所以她的丈夫在旁邊熱心地補充着，可是他丈夫的話同樣難懂。

我繼續問道：“受了這樣重的傷，你難道沒想着問廠里討要補償？找過勞動部門沒有？”

他們搖了搖頭。

“跟廠里說了沒有？”

“說了，說了。”

“說什麼話了，要求了什麼？”

“讓廠里給我找個工作，不要辭退我。想花５００塊就打發我，那是不行的！”

我聽明白了，卻無可奈何，他們向廠里哀求，只是叫廠里不要開除她們，而不是說手斷了，需要什麼樣的補償。

這時，我看到了那位詹雲英，她的手同樣是殘疾的，便問她的手是怎麼了？

詹雲英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８（農曆）發生的事，晚上做工沒休息，白天又干，到中午１２點，卷到機器里了，當時機器停了，但手心手背的肉都掉了，手上只剩下骨頭，被送進了向陽五一醫院，住了兩個月的院，醫療費是廠里付了，但他們不要我了，給了１０００塊錢，讓我回家。我只好回家了。２００１年，又回來工作了。”

“怎麼，廠里發善心了？”

“哪裏，正好那個時候廠里招了２０多個殘疾人，都不是原來廠里的，有的看門，有的做其他事。說是免稅，福利也報下來了，說全部是殘疾人做，其實只有２０來個，就把我也叫來了。要不是這樣，他們還不會要我。”

“你現在能拿多少錢？”

“５００塊，是計件工資。”

“你手這個樣子，幹活豈不是有影響？”

“所以我比別人拿得少，但是有活干總比沒活干強點。”

王民翠４５歲，詹雲英３９歲，這兩個女人始終沒有提到如何為自己維權的話題，她們的“一門心思”就是，只要廠里不開除她們，能有一碗飯吃，儘管手已殘疾，也心滿意足了。不過，從她們（包括她們的丈夫）那個老實的勁頭，連說話都很難說完整，我就能想像到，如果她們走到老闆的面前，恐怕就更顫顫驚驚的了，是否能說出自己的本意來都很是懷疑。更不用說向老闆討要公道了。

這兩個女人呀，是不是閏土的後代？

%%%他們為什麼如此麻木

在雲南昆明市的郊區，有一個護福村，護福村真正的村民只有８００多人，外地到這裏來打工、住宿的卻有６０００多人，是本地人的８倍，而且還有許多的外地人在繼續湧入。同樣的情況，護福村所在的官渡區，常住人口只有５６萬，而外來人口卻超過了100萬。護福村最近出了名，這出名並不是這裏有什麼顯赫的事迹，而是這裏成了丟失民工子女的“專業村”。２００１年，這裏丟失兒童２３名，２００２年丟失３０名，２００３年則丟失了６７名，２００４年，從春節后開始截止到４月３日，共丟失兒童２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