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不僅改變了我們的社會架構……(2)

王宏圖：思考中國思想的問題還是要回到中國歷史特殊的境域當中。19世紀以後，中國社會的變化是在西方的威壓下發生的，這個大前提我們還是要注意到。中國過去一直存在着文化中心主義思想，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典型的中國文化中心主義國家，它與周邊的日本、朝鮮都是進貢的關係，文化上以中華文明為最高的。除了在漢代時佛教文明傳進來，後來又有伊斯蘭教、基督教傳進來，中華民族的確沒有受到更強的文化挑戰。到了鴉片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這種文化中心主義的優越感就喪失了。文化中心主義在儒家文化中還是明顯存在的。儒家思想把比自己文化程度低的蠻族稱作野蠻人。這種文化中心主義的心理進入近代以後在西方打壓下一下子就崩潰了，出現了心理上的極度不平衡。所以當時提出的“中體西用”。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傳統，另一方面又不能很好地得到和消化外來的東西。郜元寶：剛才王宏圖所講的一點我非常同意，就是說由於中國固有的傳統的一部分發生斷裂，所以中國現代思想很難繼續享用幾千年來中華文明的傳統。它雖然表面上是以啟蒙為現代思想開始的，但啟蒙到底從哪個角度吸取了西方的東西，我們可以說，中國現代思想的歷史也沒有很好的和西方一樣共享他們的傳統，當然這也是很難做到的。所以中國思想在三個方面都顯得很困難：如何確立它與自身傳統的關係，如何確立現代中國的思想與整個西方傳統的關係，什麼是西方傳統至今沒有說清，因為西方有很多傳統。在這個夾縫裏曾經有一些立足於現實的知識分子，尤其以魯迅為代表，發展出一種現實戰鬥精神，他們在開放的面對西方現代思想和中國傳統思想時，更強調它與中國現實遭遇時的選擇創造。這是一種現代性的掙扎，魯迅的掙扎，實際上給我們的遺產是很苦澀的。在這三條道路上中國都沒有走通。在我看來這些可以歸結為一點：中國思想從傳統的“家”裏面走出來以後，並沒有找到一個現代的家，沒有一個依託，在很多的可選擇的道路面前迷失了，無法選擇。中國現代產生了一些研究古典的專家，也產生了一些研究西方的專家，甚至也產生了一些在夾縫中吶喊的鬥士型的專家，但是沒有真正的特立獨行的思想家。葛紅兵：中國啟蒙思想失敗主要是因為思想沒有根性，沒有獲得它的自生性，什麼叫自生性呢？比方說西方現代思想有它的自生性，它自己從它自身內部產生了人權的問題，如何處理國家主權和人權關係的問題，如何處理人和大自然的問題，如何處理後現代的問題，如何處理全球化的問題，這些都是西方思想譜系當中自生出來的問題。我覺得中國的現代思想主要是沒有獲得這種自生性，比如說我們在“五四”的時候獲得了新文化革命這種現代思想的源頭，此後，它並沒有獲得自生的問題譜系，我們後來的問題都是比附來的，革命的問題是跟巴黎公社、蘇聯革命比附來的，包括90年代以後我們碰到的後現代問題，當下所面臨的全球化問題，實際上都是從西方比附而來。這種比附在我們現代思想家那裏都存在。郜元寶：我注意到中國的學者不管哪個年紀，都很常用一個詞，叫做“悖論”或者“相對”。從中國學者的立場考慮問題，左也是，右也是，好像很難找到一個絕對的東西，我們好像很害怕絕對論的東西，比如說我們對西方的態度分為兩種，一種是全盤的西化，認為西方的方向就是我們的方向，另外一種就是完全的拒絕。這兩種態度好像都有各自的理由，好像很難決出勝負來。我們很容易挑一個國粹主義思想的毛病，也很容易挑一個全盤西化的人的毛病，比如說我們對自然資源的態度，我們的傳統是偏愛和諧的傳統，而我們自己恰恰是為了發展的需要，大面積的破壞這種資源，沒有一個中心的思想讓我們找到一個位置。我們說中國是一個倫理化的國家，但是在這樣的倫理化的國家，人際關係卻非常的可怕。而且我們現在的稱謂都是非常混亂的。我不知道這是中國思想迷失的背景，還是結果。一切都是相對主義的，隨機的，不願把自己的思想貿然的依附於某個絕對的存在，比如現代有很多作家對西方的信仰，比方說基督教的信仰，有一部分的接受，但根本上仍是一個世俗的東西，在世俗與神之間很難作出選擇，我們就只好作出一個很含混的態度，“隨它去吧”。王宏圖：這使我想起原居德國，後來移居美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盧卡奇在分析法西斯的起源的時候說過一句話：虛無主義者很容易變成法西斯主義者。特別是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起源，就是在普遍的無望、虛無的時候。因為現代民主制度和科學使我們離神越來越遠，但是我們潛意識當中實際上是渴望神的，就像無望之中有一道光，我們就在無意識當中趨從它。實際上，法西斯並不能被簡單的隨便的輕視。它在歷史上對處於絕望中的民眾有種很強的誘惑。郜元寶：所謂思想的危機，應該首先想到的是某種東西倒了，某種匱乏，但在中國不是這樣的，相反是表現為多種聲音在爭搶，非常多的價值在爭奪，好像走進口號的樹林，標語的樹林，價值多元的樹林中迷失了。這不是因為我們缺乏價值，而是太多的價值供我們挑選，我們目不暇接，而在眾多可選的價值中，根本的東西卻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