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製造了我們對異邦的想像(1)

葛紅兵：小時候印象最深的家鄉牆上的標語：比如“反蘇防修”。那個時候“蘇修”是我們特別常用的詞，我們常常把這個詞用在不喜歡的孩子身上，如果那傢伙有點壞，我們就叫他“蘇修”。我們家鄉有個老太，因為那個時候到處在宣傳要抓“蘇修”特務啊，“反蘇防修”啊等等，她聽不懂“蘇修”是什麼，因為“反蘇防修”要“深挖洞廣積糧”，她想來想去覺得“蘇修”是像黃鼠狼一樣的動物，她跟我們說“蘇修”這種“畜生”雖然她沒有見過，但可以肯定是很壞的，會吃小孩……這些紮根在我的印象裏面，使我在那個時代，在童年時候建立一種直觀印象——外國人很壞。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經歷？郜元寶：我小時候也有這種類似的經歷。在封閉落後的鄉村，隨處可見大量關於外國的宣傳。我們那裏的鄉下人絕對相信，標語、口號、廣播、報紙（難得一見）、牆報中的零星雜亂的宣傳就是對於外國的真實而正確的報道，對此恐怕誰也不懷疑。我算是讀書人了，但是在當時，也就是小學到初中那會兒吧，對於老百姓為什麼喜歡在田間地頭或夜晚昏暗的油燈下那麼喜歡說一些跟自己無關的外國的事情，一點也不覺奇怪。對老百姓來說，那些來自於異域他國的知識和來自遠方的我們不太能接觸到的中國高層政治，並沒什麼大的區別，它們實際上已經構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什麼時候沒有了，就覺得心裏空得慌。那裏面包含的許多遙遠很陌生的內容，被底層民眾用閑談的方式所利用，變成了一個很貼近的存在。老百姓天然有一種對於外國的好奇心。但中國人關於外國的知識應該說是從現在才開始真正變得重要了。現代以前，儘管在明清或者是更早的時候，知識分子中間就有“海客談瀛洲”式的對異域的談論，但那時還只是作為大中華文明圈日常生活的點綴，並沒有從根本上提出作為一個中國人，必須具備哪些外國知識。當時的知識分子跟我上面所說的農民一樣，都覺得這一點並不是那麼重要。“五四”以後，作為一個現代中國人，在本質上就遇到了這樣一類問題：你應該了解多少關於國外的東西？你應該通過什麼渠道了解外國的知識？現代中國人，特別是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無法迴避這類問題，否則，他們和把外國當作閑談資料的農民又有什麼區別呢？王宏圖：上海這個城市比較特殊，像外灘那些歐式大樓，現在是眾多舊上海懷舊文字津津樂道的對象。還有遍佈市區各個角落的過去租界年代的那些建築。當然這些建築物後來都被改造過了。過去滙豐銀行的大樓，實際上穹頂上面都是有壁畫的，後來49年之後用石灰粉之類的東西把外面遮蓋起來了，前兩年浦東發展銀行進去的時候還出新聞說發現了什麼，實際上誰都明白是怎麼回事。這些建築的形態後來發生很大變化，比如說現在作協院裏的那幢樓，本來是有錢人的私宅，現在變成了機關，當時公共租界，法租界的那些西洋式建築一大半都變成了各個單位的辦公樓，像上海市少年宮，原來也是公館。葛紅兵：你小時候看這些建築能產生一種這是外國人的建築的印象嗎？王宏圖：不是很強烈，可能你平時生活在這裏，這裏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你覺得很自然。可我有個印象很奇特，80年代我看了一些歐洲電影，比照之下，發現裏面的樓房跟外灘一模一樣。還有西區的很多街區就是歐洲的街區的縮小版。而我那時候並沒有感到很大的震動。因為小時候，也就是60年代和70年代初，那時的社會氛圍不引導，也就是說，當時封閉式的教育給你這方面的想像是很有限的，但是電影有時候會有影響，像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的電影。看了之後我發覺有一個最基本的生理的區別，就是外國人是黃頭髮，高鼻子，白皮膚，他們跟我們是不一樣的。郜元寶：在那個年齡，經驗上來的外國對我來說是相當虛幻的，只限於那些來自遙遠的地方的傳聞而已。我的經驗和宏圖的不一樣，因為關於外國的知識的來源，就是那麼一點宣傳標語而已。至於電影中的外國人，好像主要是日本鬼子。再有恐怕就是鄉村生活中碰到的那些十分有限的和外國有關的日用消費品，特別是那些寫有“洋”字的東西，比如我們祖輩，父母輩用過的洋油、洋布之類。但這些東西的“洋”味兒其實是很淡很淡的，小孩子如果沒有大人的解釋，一點也不知道“洋”的真實含義是什麼。王宏圖：對。這使我想起我們小學裏那些說的洋傘洋釘。一個老師跟我們說這是一種不好的稱法。他說這是因為我們過去用外國人的東西，所以就沿用了那個時候的叫法，比如洋油、洋釘，包括洋傘。後來不知道哪個大人跟我們說你把洋傘搞錯了，我們說的“陽傘”是遮太陽的“陽傘”，不是西洋產的那種“洋傘”。郜元寶：給我印象最深的和外國有關的事情，發生在一個上海的下放知青身上。此人有點學問，為人很和藹，但有天突然被抓走了，後來還審判大會了，才知道他一直在偷聽“敵台”，就是收聽蘇聯的電台（他下放之前曾經做過俄語教師）。那時候我就發現外國的東西是很令人恐懼的，是有各種禁忌的，有時候是可以大面積傳播，有的時候私人去弄就不大好，甚至老弄出大亂子來。所以我當時對外國的知識一律充滿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