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不僅改變了我們的社會架構……(1)

葛紅兵：21世紀中國，無論是作為人還是作為社會結構，其變化都是啟蒙的結果。啟蒙不僅改變了我們的知識、信仰、思想感情，改變了我們的社會架構，也改變了我們自身。啟蒙既指向社會，又指向人本身。這就給我們談論這個問題造成很大的困難。我們也在“啟蒙”之中，是啟蒙的產物，啟蒙的視域是我們難以超越的，從啟蒙看啟蒙，這是這個話題困難所在。但是，它有一個結果橫亘在我們的眼前，一個失敗的結果。啟蒙的主旨是自由、平等和理性，但是恰恰這些我們都沒有做到，比如平等，我們的社會恰恰顯現出非常不平等的城鄉二元結構。為什麼呢？中國的啟蒙沒有西方式的基礎，西方的啟蒙主要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個是古希臘文明中關於“人”的思想，另一個是被啟蒙當作反面形象來定義的宗教，它是希伯來文明的產物，中國沒有這個基礎。另外，就是中國社會的啟蒙動力問題，西方的啟蒙是在人與自然，人與神的關係中重新確定人的地位的，有個純粹的目的……王宏圖：中國的啟蒙和現代性密切相關。我理解的啟蒙並不是指18世紀歐洲大陸的啟蒙運動，實際上它可以往前推到13世紀的文藝復興，它是對過去文化的全面顛覆，種種西方現代性的問題就產生了。由於現代性不是從中國本土直接萌生出來的，它在很大一部分上是由於受到西方思想的衝擊而移植過來。我們在接受現代性啟蒙理念的時候對現代性本身內在的異質性注意得很少，我們把現代性包含的經濟文化層面視為人類將來發展的模式，一種無法違抗的必然趨勢，在這種意識形態的指導下，我們把現代性不加思考的接受下來，而忽略了現代性本身的很多衝突。從現代性這幾百年在歐美社會以及全世界的擴充來看，現代性的本身有很多衝突，這種衝突隨着時間的推移並沒有很好的解決，實際上它也很難解決，表現在經濟領域，就是財富和資源的分配不公；政治生活領域中，私人利益與公共的善的衝突；文化領域，現代社會盲目追求發展，儘管它每一步是很有理性的，但總體上是非理性的，造成人的生活意義的缺乏。郜元寶：中國現在的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喜歡議論宏觀的，全景的問題，這些問題無非打着中國問題的旗號，但到底什麼是中國的問題？百年來，我們提出了很多很多的問題，但是中國的問題在我看來更多的是以所謂公眾可以談論的社會問題為主要的表現形式。就是說，我們大多數中國人理解的中國問題是中國的生存發展這樣一些問題，也就是魯迅當年所概括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所以社會問題始終是中國問題的一個代名詞。可是我想追問的是難道中國問題就是中國的社會問題？在中國的社會問題下面，它是不是遮蔽了很多”活”的問題？比如說，在1990年代初，中國問題更加複雜一點，除了單純的社會問題以外，還有從各種學術的關係上提出的問題。我這個”學術”是廣義的，包括文史哲，經濟學等等人文學術背景。那麼從這些方向提出的中國問題與急迫的社會問題不一樣，我們很容易把這些問題掩蓋在那些急迫的社會問題之下。我們似乎以為中國的問題，它最初的出發點是社會的危機，最後問題的解決也是這種層面上的解決，那麼這樣的一種思考方法就是使中國的問題被掏空，變成一個沒有學術的，沒有自身的主體的學術和思想的社會性的問題。我覺得這恰恰是中國問題的本質，是它們成為問題的問題，比如說有一個突出的問題，我們一直把它當作社會問題來看待，就是知識分子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最有代表性。當然知識分子作為中國社會一個關鍵的組成部分，它的問題與其他階層的問題交織在一起，是一個社會問題，可是當你把知識分子問題完全窮盡到社會問題里去的時候，就取消了知識分子問題上面最顯著的東西，最能把握住思想的問題，變成了一個非主體的東西，變成了西方問題的重寫與模仿。我想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裏面，這個矛盾始終是激烈的。50年代以後，當知識分子本身的思想問題被壓抑下去，和工人、農民、商人擺在一起考慮的時候，中國問題被學術地淺化。社會問題掩蓋了中國問題，這是中國思想失敗的一個根本特徵。那麼原因何在？為什麼社會問題有這麼大的迫切性，使我們的思想問題始終不能形成一個傳統，一個不可剝奪的方向？我覺得要從思想而不是從思想的結果上去探討中國問題。王宏圖：那你所說的思想是指什麼呢？郜元寶：我覺得中國社會問題壓抑中國思想問題，有它的思想根據。就是說我們的思想中已經預設了一個前提——思想是用來解決外在的社會現實的問題，葛紅兵：這種思考問題的方法實際上是中國的一個傳統，比如說孔子與同時期的蘇格拉底的比較。孔子對超越人世的東西不願去講，他願意講的是人在這個世界中的倫理關係，人如何在這個社會結構中安身立命，所以他更加傾向於用一種等級制度，一種“禮”的角度去關心此岸的現實世界。從這個角度上看，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20世紀的知識分子並沒有擺脫這條線索，他們拿起了外國啟蒙思想的外衣，實際上與啟蒙本身，更為本質的人的超越問題並沒有掛鈎，而是試圖用啟蒙作為一種武器來解決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比如說，中國社會為什麼與西方社會有這麼大的差距，中國社會通過啟蒙怎麼樣才能儘快趕上西方社會的問題。而比較一下與孔子同時期的古希臘的思想家，我覺得，古希臘思想家已經發展出了純粹的對於知識和信仰的興趣，像蘇格拉底，他就覺得應該過一種“愛智”的生活，他自己認為自己是最沒有智慧的，但卻是最能追求智慧的人；其次是“愛靈魂”的生活，我最近讀柏拉圖，柏拉圖在古希臘時代已經獨立地得到了一神的觀念，比如他認為神應當是純有的、自我誕生的、純粹的這樣一些原則，這與後世宗教理解已經非常接近。中國人那麼容易地接受了啟蒙的理念可能和中國傳統思想有關。比如說啟蒙的民本思想，在先秦時就存在這種“民貴君輕”等一系列的思想源頭。啟蒙把人的問題放在現世來解決的這個思路與中國傳統把人放在倫理社會中來解決的思路實際上是一致的。但是，啟蒙的一個來源是對神的反對，另一個來源是對古希臘思想的銜接，中國思想是沒有這類東西的，所以我覺得中國思想的問題是它沒有找到本源的獨立於現世社會功利要求之外的自我線索，這也是啟蒙這種思維方式在西方能成功而在中國不能成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