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江從合夥到分裂(1)
揭穿林彪、江青集團之間從相互勾結到相互爭奪的事實，揭穿江青所謂她是與林彪集團做鬥爭的謊言，經與中央
“林彪、江青集團兩案審理領導小組”辦公室一組聯繫，我們專門與林彪集團的重要成員、原空軍司令員吳法憲談了話。
吳法憲是個既矮又胖的老頭，簡直看不出人們心目中的將軍形象。在隔離審查期間，他吃得不壞，活動又少，大概也是無所用心，就發展成一個滾圓滾圓的圓球體。
他的態度倒是不錯，承認自己的確是罪大惡極，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災難，說黨和政府怎麼辦他也不過分。
對於我們提出的問題，他能夠本着事情發生髮展的邏輯，一個一個地說清楚。
他說得很耐心，很仔細，我們也感到，他沒有耍花招。他盡量地要跟我們拉近乎。
通常，談話與談話者之間除隔着一張桌子之外，還有四五步的距離，這是因為管理方面擔心發生行兇的事才這樣安排的。
而每當提審吳法憲時，他都一邊回答我們的問話，一邊挪動木椅。經過吳法憲幾次挪動木椅，逐漸使他坐的椅子緊靠上了我們的桌子，跟我們伸手可及了。
吳的情緒總是很好的，說話像講故事一樣，還伴隨着微笑。他有時嘲笑他們那一夥和他本人的荒唐，有時諷刺江青集團那些文攻武衛人物的可恥，當涉及到他自己，他又表現出很難堪，很難以啟齒的樣子。
吳法憲跟江青集團那些人還是有所不同的。他曾經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南征北戰，衝鋒陷陣，跟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國民党進行過浴血鬥爭。
他對於
“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幹部、群眾遭到陷害，而其中追究起來竟有他本人的過錯和罪行，談起來還是比較痛心的。
這是他真情的流露。吳法憲的問題主要是一個
“變”字。他從人民的功臣變成了人民的罪人，不完全是出於對衣食住行的求奢，而是出於對權勢的慾望。
他巴結林彪，巴結葉群，巴結林彪、葉群的兒子林立果，甚至他這位年過花甲的老將軍，還去攙扶身強力壯的林立果登長城。
這是他頭腦中的一種封建依附意識在特殊條件下所起作用和惡性發展的結果。
林彪與江青的勾結，大體上始於1966年2月2日至20日所謂林彪委託江青搞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當時，林彪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江青也要利用林彪的特殊地位(當時，林彪雖是國防部長，但是他是不能隨意調動我們所有的部隊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口口聲聲說要請一尊
“神”，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江青與林彪相勾結的暴露。緊接着，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經過密謀策劃，又搞了歪曲、篡改黨的歷史而為其篡黨、篡政、篡軍奪權服務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
吳法憲說，這件事原來是交給他去組織寫作班子的，事先曾說明只許寫什麼，不許寫什麼，誰誰誰可以寫，誰誰誰不可以寫，誰誰誰應該寫成個什麼樣子等等。
他們要搞的，完全是一部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脫離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脫離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史實的杜撰的東西。
這部臆造的所謂歷史稿，後來竟成了林彪、江青集團據以打倒誰、保護誰的藍本和護身符。
吳法憲說，連這麼一個東西，林彪、江青集團也搞了兩手。他們除讓吳法憲組織了絕密班子寫作之外，又在高級黨校搞了另外一套寫作班子，寫了另外一個東西。
自從江青、康生夥同聶元梓搞出的第一張所謂
“馬克思主義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實為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大字報)之後，到1967年1月他們又搞了所謂
“上海一月風暴”。奪權之風從上海蔓延至全國，由此江青集團的羽翼逐漸豐滿起來了。
他們利用這一形勢，廣泛安插親信，奪取權力。而在奪權之中江青集團由於與林彪集團分贓不均，又引起了林彪集團內一些主要人物的不滿。
林江從合夥到分裂在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時，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見到江青、張春橋把他們能夠掌握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頭子、打砸搶分子、流氓分子，紛紛塞進了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員會當中，而沒有把林彪集團掌握的造反派頭子、打砸搶分子弄進去，就更加憤慨。
於是，黃永勝、吳法憲就暗中串聯，邀約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團某些頭面人物的票。
到點票時，江青、康生一夥發現他們的得票都少了。康生大怒，就把汪東興同志叫去，追問是怎麼回事，要查票，查對沒投他們票的人的筆跡，看看究竟是哪些人，鬧得烏煙瘴氣。
這是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從違法亂紀，合夥篡黨篡政篡軍奪權，到分裂開來，正式競相搶權的開始。
陳伯達是
“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但是，“中央文革”的成員，如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都是江青、康生安排的，沒有一個聽陳伯達的。
不僅如此，江青還利用
“中央文革”的會議，給陳伯達小鞋穿，讓陳伯達當面難堪。處在相當孤立無援狀態下的陳伯達，情知林、江兩個集團的矛盾終會導致破裂，就投靠林彪去了。
林彪說過，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的是這兩杆子，鞏固政權靠的也是這兩杆子。
當時林彪認為，在他的麾下，槍杆子是不成多大問題的，缺乏的是筆杆子。
實事求是地說，陳伯達還是寫過幾本書的，並不是像後來有些文章說的文句不通(當然陳伯達寫的東西中個別的也可能有過不通的文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