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及其同夥們(4)

由此可見，“四人幫”、康生之流利用戚本禹批判李秀成“忠王不忠”的文章，並不是要在學術上、歷史上、政治上立什麼論，而是要用它來對準領導過北方局的**同志等一大批革命家，領導過南方局的周恩來同志等一大批革命家。人民群眾說**、**之流是“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這是十分入骨的。因為林、江他們十分明白，北方局和南方局的工作範圍，相當一部分是屬於白區的地下工作和與敵偽頑犬牙交錯地區的工作，他們就要用李秀成這個歷史人物來破題。以後的事實也證明，他們的所謂抓“叛徒”、抓“特務”，說什麼“武漢繳槍”，說什麼“伍豪事件”，無不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不然，為什麼明明有嚴重叛徒嫌疑的**，明明有特務劣跡的張春橋，他們根本不準碰一下。群眾只要提點意見就要被打成反革命而鋃鐺入獄呢？為什麼像張志新、李九蓮等堅持正確立場的人，卻被他們殺害呢！戚本禹實際上是為他們的陰謀“建了頭功”，因而才成了曾經顯赫一時的“中央文革”的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一露頭角，就表現得異常地猖狂。在許多群眾場合，他對各位老帥、老將軍和副總理、部長們，可以隨意指斥，任意詆毀誣陷。在私下裏，他可以利用其操縱的紅衛兵組織，一會兒抄這個中央領導人的家，一會兒抄那個部長的家。有時又用北京紅衛兵的“天派”，進攻“地派”，有時他又反轉過來，用“地派”，圍攻“天派”。甚至連中央常委、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志在群眾場合講話，他都敢打斷，當面頂撞周總理。1967年七八月份，戚本禹在**、康生的指揮下，利用“中央文革”的名義，惡毒攻擊周總理，還與王力、關鋒等人以打倒陳毅同志為突破口，合夥掀起了第一次反對周總理的**。他們組織一些人戴上“紅衛兵”的袖章，在北京西直門、**到處貼大字報，刷大標語，以“5·16兵團”的名義，惡毒誣陷周恩來同志，受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強烈反對，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斥責。1968年，“中央文革”又無中生有，造謠說什麼“5·16”兵團是整“中央文革”的，是反對**的，藉此在全國掀起了大抓所謂“5·16”分子的運動，誣陷廣大幹部和群眾。他們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打擊一大批群眾。當時戚本禹趁**不在北京之機，在中南海組織了揪斗**、王光美，鄧小平、卓琳，陶鑄、曾志的多次大會。他借口**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去過北京建築工程學院，造謠說**鎮壓學生運動。他們操縱該校的所謂“老八一”、“新八一”兩個造反派組織，以爭先批鬥**同志為釣餌，互相打鬥，進行練兵，然後發動了全市性的群眾運動，煽動部分群眾包圍中南海，妄圖把主持工作的周恩來同志逼走。戚本禹一會兒在北京支持“天派”，一會兒又支持“地派”，讓兩派互相爭鬥。他們還紛紛派出聯絡站、聯絡組、聯絡員、記者，搞亂北京，搞亂全國，衝擊人民解放軍，衝擊軍事機關，衝擊黨政軍要害部門，想以此達到**、**反革命集團亂中奪權的目的。戚本禹其實是一個當代中國最為人類所不齒的裙帶風的崇尚者，他心目中只有一個“女皇”和“上帝”。這個“女皇”和“上帝”就是他們的“中央首長”**。王力、關鋒、戚本禹所以敢於反對周總理，就是因為**在一次“中央文革”的彙報會上，公然罵周總理為“老保”。之後，他們立即響應，開始着手整周總理。當然，戚本禹等人即使在**、**篡權最盛的時期，也沒有得到什麼好的下場。戚本禹等人鼓勵造反派在外交部安營紮寨，指使姚登山在外交部奪陳毅同志的權。此後，他們又向各駐外使館亂髮指示，火燒英國代辦處，搶劫中央統戰部的機密檔案，在國內和國際上製造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大亂子。這些都極大地震怒了**，**命令楊成武把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一干罪犯，通通抓了起來。此刻，連**、康生也保不住他們了，於是他們來了個舍車馬保將帥。**竟恬不知恥地胡說，她所倚仗為心腹的這批打倒**、鄧小平同志的兇惡打手，是什麼**的第二套班子。她還在群眾面前假惺惺地宣稱：“中央文革裏面出的壞人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是我把他們端出來的……。”**這樣做，既是推卸責任，又是想撈個“大義滅親”的名譽。在我們與戚本禹談話的時候，他起初以為我們不太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於是，他把他自己說成是一個僅僅是被“**、**集團迫害”的人物，大叫“冤枉”。他見我說話帶着濃濃的四川口音，就拉近乎說他認識我，“你原來是四川省委的辦公廳主任，是不是？”到了這個地步，他還在以自己所具有的拉同鄉的幫派思想來套近乎，豈不可笑。不過，他還是交代了一些**、**集團如何迫害朱德總司令的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當戚本禹被抓起來后，**集團就起用了另一個走狗，作為他們兇惡的打手。這個人就是8341部隊宣傳科的副科長，被派到清華大學支“左”的軍宣隊頭子遲群。遲群當時被封為清華大學的黨委書記。但是，就總體的情況而論，謝靜宜不僅是校黨委副書記，還是北京市委文教書記、中央委員，而且是明顯的通天人物，按說是高於遲群的。但是，“遲、謝”兩人，遲群更為兇惡。能起主導作用的，還是遲群。我們查閱了遲群、謝靜宜共同署名向**，以及**、王洪文寫的一些誣告材料，這些材料也多是遲群的筆跡，署名也是遲在前謝在後。遲群在利欲熏心的情況下，以其本身所具有的什麼傷天害理的壞事都敢幹的惡劣品質，以及他暴烈的性子和驕橫的神態，跟戚本禹簡直如同一個人。**集團會同**集團，製造偽證材料，排除了周總理提出的對**一案要“再查”的意見。打倒了**同志之後，他們為了排除其進一步實現全面篡黨篡政篡軍以奪取權力的障礙，千方百計要陷害的人，就是周恩來總理及其所代表的大批黨政軍幹部和民主黨派負責人、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1967年七八月間，他們以“中央文革”名義，誣衊周總理同**、鄧小平一起制定、執行了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他們又利用國民黨特務機關在三十年代初期意圖瓦解我們黨的“伍豪事件”，來誣陷周總理，從而妄圖證明他們所捏造的所謂制定和執行反動路線的“思想根源”和“歷史根源”。這一時期，他們的主要打手就是戚本禹。當所有這些捏造和陰謀都破產後，他們則以遲群、謝靜宜所霸據的清華大學為基地。1973年至1976年**運動前後，他們在清華大學搞的陰謀活動連續不斷。開始，他們的陰謀活動是針對周恩來同志落實幹部政策，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抓恢復學校教學，恢復基礎理論科學研究，恢復工農業生產的。他們污衊周恩來的這些主張是孔夫子的“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是“回潮”。他們叫囂要“反回潮”，“反覆舊”，“反覆辟”。誣陷周總理執行的是“修正主義”的外交路線。他們不批林，假批孔，搞影射，批宰相，批周公。緊跟下來，他們針對周總理起用曾被錯誤打倒的老科學家、技術專家、老管理幹部、老勞動模範，恢復對基礎科學的研究，大反所謂的“經驗主義”。在周總理逝世以後，他們則大反“哭喪婦”，造謠說“黨內最大的一個走資派把另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扶上了台”。要以猛烈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來解決，要加強“批林批孔”“批周公”。**們也預感到“批周民必亂，反周民必反”的情況，所以他們不斷地叫囂，要警惕廣大人民群眾“以死人壓活人”。他們十分害怕人民群眾以死者之聖，來聲討他們這一夥生者之魔。在這段時間裏，**的主要打手就是遲群和謝靜宜。在“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以周恩來、葉劍英、譚震林、陳毅和以後復出的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與**、**集團的鬥爭是異常艱巨的。因為“文化大革命”是在**錯誤估計形勢、信用了某些壞人、採取了錯誤的方針和方法的情況下，親自發動起來的。以後，由於受人生自然規律的影響和精力的不足，**對許多事情已經不能夠親自領導了。**、**集團正是利用了**的錯誤，打着他老人家的旗號，進行大規模的篡黨篡政篡軍的禍國殃民的活動。**、**集團本身，有一個逐步演進，逐步暴露的過程。對他們的認識，也有一個逐步明確，逐步深化的過程。加之他們是打着**的旗號來進行篡黨奪權罪惡活動的，是將**晚年的錯誤引向極端以售其奸的，這就必須要求我們不斷地觀察、分析、判斷，來弄清是非敵我。搞清楚是好人過偏過激犯了錯誤，還是壞人蓄意破壞黨、政府、軍隊，侵害人民群眾利益。這是需要以事實為基礎，經過縝密思考、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的。這就增加了鬥爭的複雜性和艱巨性。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廣大幹部和群眾與**、**集團的鬥爭，是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存在着的。好在**的著作和講話，從**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學體系來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相結合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說了一些脫離實際的錯誤的話，也說了許多正確的話。**的主要的正確的著作和講話，就是我們所說的**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學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