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主要對象(3)

由此可見，**、張春橋之間的勾結，是一種什麼樣的勾結。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又受到了一些什麼人的擺佈和利用。在司法機關公審**、**反革命集團的主要罪犯時，有的人看見張春橋拒不回答特別法庭的訊問，氣憤地罵：“真頑固透頂”，“真是十惡不赦！”但是，也有個別人受到“土匪挺着胸被砍頭也是一條好漢”的流氓意識的影響，不分是非，不分善惡，不分良莠，不分敵我地說：“張春橋畢竟還是有傲骨的！”前者是義憤，後者屬荒唐，然而都是以偏概全，並不了解審查工作的全過程。事實上，張春橋被抓起來以後，對當時審訊他的人，是交待過重大問題的。早在1974年10月1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就借口風慶輪問題，在政治局鬧事。事實是，我方製造的一艘風慶輪，在遠航歐洲當中，發生了嚴重故障。按照國際慣例，出現這種情況，是可以發出請求支援的信號的。風慶輪這麼做了，但在國際救援尚未到來之前，輪船又修好了，開了回來。這本來是一件極其普通的事情。然而，**集團卻利用風慶輪發出過請求支援的信號，就說這是什麼“崇洋媚外”的典型，是“賣國主義”，要抓“反革命分子”，要嚴懲風慶輪的領導，追究交通部的領導。**作了長長的文件批示，要求傳閱她的批示，逼主持工作的中央領導同志表態。在會上，她又攻擊鄧小平同志只圈閱了這個文件，沒有表態。鄧小平當即表示，他對風慶輪問題還沒有經過調查，不能表態，從而頂撞了**。於是，**、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就大吵大鬧，張春橋甚至惡狠狠地說：“鄧小平又跳出來了”！這夥人在會上的表演，雖然是形穢意毒，但是終究是在會上發泄的，是公開的。問題在於，政治局會議剛一結束，**就拉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釣魚台十七號樓連夜密謀策劃，並決定派王洪文在次日背着正在北京醫院養病的周恩來同志和政治局其他成員，秘密調飛機去長沙，誣陷鄧小平要搞復辟，誣陷周總理在醫院見到許多去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廬山會議之勢”。但是，這次他們沒有達到欺騙的目的，他們的惡毒用心受到了**的斥責。**說他們是“上海幫”、“四人幫”，說早就叫他們“不要搞了，為什麼還搞呀！”**還是堅持在周總理生病期間，由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說：“**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她是想叫王洪文當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在訊問中，問到他們去的目的，姚文元、王洪文都作了交代，是看見周總理因病不行了，要“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在答問時雖然故作不知什麼是釣魚台十七號樓，但提到王洪文從長沙返北京時，帶回了許多桔子，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也一起吃桔子的事，也與其他人談到的事實吻合。後來，我們又對老奸巨猾的張春橋進行詢問。我們先從風慶輪的問題談起，談得很平和，很隨意，忽然平和地問：“你們準備在搞了周總理、鄧小平以後，由誰來當第一副總理並在以後接替總理呢？”張春橋吞吞吐吐地說：“他們(指**、姚文元、王洪文)的意思是要我……。”張春橋正是在這次交代以後，就心情沉重，不大說話了。我們分析，對“文化大革命”中打倒這個，打倒那個，張春橋是都可以上推下卸，說成是對“造反”精神的“領會”，試圖推個一乾二淨的。但這次，卻在急切間交代了以他們的班子來代替原來的國家領導人的班子，暴露他們篡奪國家領導權的意圖，他感到性質嚴重了。如若加上他歷史上的罪行，新賬老賬一起算，他就完了。因為這樣一來，只說是認識上的偏差，只是執行中的錯誤，就都說不過去了。姚文元是叛徒、中統特務姚蓬子的兒子，又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大特務頭子徐恩曾的乾兒子。姚蓬子在1927年加入中國**，1933年12月在天津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1934年叛變出獄后，在徐恩曾的手下做特務，每月領取津貼費100元(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姚家與徐家從此相好。徐恩曾是叛徒特務分子，徐的姘婦費俠也是叛徒特務分子。為了達到兩家政治上的勾結，徐恩曾、費俠收了姚蓬子的兒子姚文元為乾兒子。像姚文元這樣的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只要放在他不斷發跡的歷史條件下來加以考察，就會發現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在那段時期，我們的黨和國家堅持了用幹部要看他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的正確的方面，但在某些工作上也受到了“左”的影響，水求至清，人求至察。在對幹部的任用中，一看家庭出身是否清楚，實質上要求的是必須三代清白，搞唯成份論。二看社會關係，要一點不帶渣子的。三看是山溝里出來的抑或是城市裏長大的，認為山溝里出來的受資產階級影響小，山溝里出馬列，而在城市成長起來的就複雜。四看過去的工作是屬於在第一條戰線上拿槍拿炮跟敵人面對面作戰的，還是屬於做白區城市工作的。前者容易得到信任、重用、提拔，後者則要受到不斷的懷疑，運動來了總容易成為審查的對象。這些雖然都是錯誤的和具有片面性的，但那時有的地區和單位往往是這麼搞的。以姚文元的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成長環境，生活地方而論，他當個普通幹部、小學教員，都難以在政治上受到信任，怎麼他就能青雲直上，不僅當上了“中央文革”成員，中央委員，而且當上了政治局委員？豈非咄咄怪事！這裏必須說明的是，我們黨和國家，在社會大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審乾等政治運動中，就其主流來看，是應當肯定的：清除了大量混雜在革命隊伍中的敵人，查清了許多人的問題，把一些有嚴重問題的人調離了領導機關和要害部門，純潔了內部，保衛了政權，保證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保障了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但那段時期存在的問題，一是有的單位的工作還不夠過細，漏掉了壞人和誤傷好人的情況都有發生；二是有相當一批單位和部門，沒有認真執行“歷史問題看現在，社會關係看本人”的方針，出現了要求“水至清、人至察”的偏差，特別是對中國知識分子在革命鬥爭中的橋樑作用領會不夠，在處理和安排使用上有毛病。這是就我們今天總結經驗來說的。但是，不論如何，像姚文元這樣一個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的人，弄到那麼高的地位，只能解釋為是適應了反右派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當時的需要，適應了**、張春橋之流篡黨奪權的需要。姚文元變成了他們的所謂“金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