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主要對象(4)
在這次審查中，我們對姚文元進行了訊問，他一直把他與**、張春橋、王洪文所犯下的錯誤和罪行，樁樁件件都推到**身上。我們指出了他們背着**、周總理、中央政治局在釣魚台十七號樓的密謀與次日的行動，指出了他們對人民群眾“沉痛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的運動，隱瞞真相、歪曲事實，向**作了彙報。批判了他們在**在世時打着老人家的旗號到處招搖撞騙，攫取名譽地位，而**逝世后屍骨未寒，則把一切推給老人家。這是一種惡劣的思想品質，是剝削階級思想的集中表現。在把王洪文弄出來當黨的副主席的時候，有一種說法是，王洪文出身貧農，當過兵，做過工，是工農兵三者得而兼之，因此算一個“好的接班人”。這種說法本身，反映了一種脫離馬克思主義的唯成份論的觀點，當然是站不住腳的，也是在事實上不符合實際的。王洪文在家裏，還是一個娃娃，沒有干過什麼農活；在部隊，他是在文工團吹黑管的；從部隊複員到上海國棉十七廠，他不願當工人，整日裏游遊逛逛，打撲克，下象棋，混日子，聊閑天。後來混上個工廠保衛幹部。“文化大革命”一來，王洪文就以所謂造“修正主義路線”的反為幌子，造了**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反。當時在我們國家，真正從農民到戰士、到工人的，何止千百萬。講德，王洪文是個流氓習氣濃厚的傢伙；講才，他胸無點墨，毫無政治文化素養，怎麼能具有作為黨的領導人的條件呢。他還是有點自知之明的，在他被指定為黨的副主席之後，他見論地位他比不上**，搞陰謀詭計不如張春橋，舞文弄墨搞不過姚文元，就成天吃喝玩樂，給他看的文件也讓別人為他圈閱，以混日月來待變。王洪文是個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來的流氓打砸搶分子。“文化大革命”建立群眾組織，需要紅布做紅袖箍，他就帶人搶了布店，搶了紅布，解決了做紅袖箍的問題。他以此起家，然後，又搞了上海安亭事件，上海柴油機廠的大武鬥，康寧路大武鬥，在武鬥當中出了名。在他的手下，搜羅了金祖敏、祝家耀、陳阿大這麼一大批打砸搶分子做“小兄弟”，拉幫結派，橫行霸道，受到**、張春橋、姚文元的器重。當然江、張、姚實際上也看不起他、輕賤他。說器重，無非在利用王洪文及其小兄弟打仨擒五的能耐而已。在名義上，王洪文當了黨中央副主席，在江、張、姚之上，實際上，四個人綁在一起，他是聽喝的。王洪文往往被江、張、姚罵為不幹“正事”，但王洪文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卻是佔上風的。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當時，他到外地，坐飛機，三叉戟還嫌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他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尚嫌不夠，還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他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他的秘書廖祖康則為他看文件，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他的絕大多數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玩牌、下棋、釣魚、打鳥、打獵、看黃色電影和淫穢錄像上頭。有時還摔手錶玩，一邊摔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地喂進他的嘴裏。他在北京設宴，要用飛機從上海接來專門做法國菜的廚師。他在上海宴請他的小兄弟，這伙流氓分子酒足飯飽之後，還要每人拿兩條高級香煙。就是這麼一個流氓分子，暴發戶，卻每天每時每刻都在嚷嚷着反對“資產階級法權”。在審查訊問的過程中，王洪文對於**、張春橋、姚文元等同夥的一般罪行和錯誤，談得很細，很具體，竭力想表現出似乎很能“悔過自新”的樣子。但觸到實質問題，重大問題，他就當面扯謊，抵賴，裝得傻而糊塗，避實就虛，避重就輕。關於這一點，以後還要具體地敘述。毛遠新是在新疆為革命犧牲的毛澤民同志的兒子，**的侄兒。他的母親，在毛澤民同志犧牲以後，與江西省一個老革命同志方誌純結了婚。他這個革命的後代，卻不認自己老革命的母親和繼父，而去拜**為媽媽。**就曾多次斥責毛遠新叫他“爸爸”，指出“我是你的伯伯”。這些，都反映出了毛遠新的投機性。“文化大革命”之初，毛遠新在黑龍江省的伊春市。當時他還是反對打砸搶抄抓的，還是主張對幹部的問題要實事求是的。後來，他發現自己的思想與**錯誤估計形勢所形成的思想有矛盾，在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上又受到了**的批評，他的“看法”就改變了。因此，當他去吉林延邊時，就指揮造反派和軍隊，血腥圍剿和鎮壓了有不同意見的群眾，狠整朝鮮族的革命領導幹部，成為“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罪魁禍首之一。他因此當上了瀋陽軍區政委、遼寧省革委會負責人，實際上成了東北地區的太上皇。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對毛遠新審查的一段時間裏，當時的專案組在審訊毛遠新時，襲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做法，對他大轟大嗡，硬擠硬壓，嚴厲斥責。儘管毛遠新過去是搞這套名堂的老手，但別人用類似的這些他熟習的手段對付他，他也受不了。在那時的審訊中，他一言不發，採取了硬頂的態度。我們接辦這個案子后，嚴格遵照領導上的指示，採取黨內審查的談話方式。對問題，一律從他們犯錯誤和罪行時候的條件出發，實事求是，不強加於人。在與之談話的過程中，採用探討的方式，說理的方式，既耐心聽取他的意見，也說出我們的看法。當我們與他有不同的觀點時，我們寧可等待下次、以後繼續談清楚，也不與他頂牛，不與他爭吵。經過若干次交鋒，毛遠新不僅開口說了話，而且動筆寫了交代材料，他自己得出的結論是：“文化大革命錯了，完全錯了，徹底錯了。”“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貫穿着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廣大群眾所堅持的實事求是的正確路線與完全脫離實際的錯誤路線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