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十三個月(3)

我聽他說完，忽然發現自己是難過死了。分班真是不可理解不可理喻。我不知不覺敲起自己的膝蓋來了：隔三秒一下，隔三秒一下，隔三秒一下。“生下來就一直一個人也就算了。偏要幾次三番地把一群人牽扯在一起，培養出一種叫‘感情’的莫名其妙不知為何物的東西，然後再拆拆開。真是，既費神又費時，何必呢!”我說。我開始覺得那蒼白的天空很好看了。“劉舒美會選哪門課?”A突然問。“政治。”我答。這好像很滑稽：兩個腦子很清楚的人去讀文科，我這種人卻讀理科。我看着A直勾勾望天的眼睛——裏面很深很深，深到差不多什麼也沒有的地方微漾笑意。A說：“你相信我一次。你不適合跟她在一起。她選政治就好，你就不會跟她在一起了。”我惶恐地瞪着A——A望天的樣子活像一個預言家。我說：“你跟舒美關係不是也挺好的，你幹嗎說得這樣嚇人?”A微笑，答道：“以後告訴你。”“什麼時候?”“……要過很長時間。”他慎重考慮之後，慎而又慎地說。“什麼時候?”我死纏爛打。A又微笑，堅執地仰望蒼白的天空，好像那裏就是他的歸宿。我現在已經很喜歡這樣望着天空了，因為它那麼遠，那麼空，那麼乾淨，什麼也沒有，連透明也沒有。A的聲音很近，很親切，空得一無所有：“上海很好吧?至少，不錯吧?可你有時候覺不覺得它沒什麼好?你有沒有覺得厭煩，想逃?想不想飛上去——”他把頭抬得極其高，好像已經在雲層背面了，“飛上去。升上去。上去!隨便哪裏，只要另一個世界就好……要另一個世界——不僅僅是另一個地方……想不想看着自己離開這裏?離開。脫離。到上面去，上面……”A簡直不像是A。我看着他，聽着他，堅執地仰面對着蒼白的天空，流着眼沮，又慶幸，又惋惜——在那上面……五月二十七日的重大事件是什麼?我一千年前就忘記了。我和A站在商店家用電器櫃枱的一台電視機前面，二十分鐘沒挪動地方。電視機里，成龍正從高樓頂上往下跳，我們看得津津有味，來勁得緊張得不得了。奇怪的是，成龍跳到一半不跳了，就那麼以並不優美的姿勢停在半空當中；等了足足十秒鐘，他依然懸空在那裏——天和地的正中間，上也不是，下也不是。A說：“暫停。”我這才發現電視屏幕右上角綠色的“暫停”二字。扭頭一看，櫃枱旁靠立着的營業員正在不失時機地瞪我們。“啊!”我不禁說。“你看好，如果三分鐘之內我們還不離開，這個電視機就要關掉了。”A在我耳旁悄聲很有預見地說著，捅了我一下，拉我撤離現場。跟是跟着A走的，我還是說：“就走啦?幹嗎不接着看?”“看什麼啊?看成龍掛在那裏?我們再看下去，那個人大概要把電視機敲掉了。”A又預言一次。他看着我，拍拍我的肩膀，嚴正地說：“人做事，要多用用腦子，懂?”我本來是想跟他抬杠的，可是張張嘴，沒說出話來。算了。兩年以來，襄沒城教育解頤的時候不是隨便數得清的。不過，我再了解再清楚不過，這副一本正經的面孔後面藏了多少非兇惡成分——一種自以為的長輩對自以為的小孩的濕濕潤潤的寵溺味道。人要知足。從A的小學出來，我們就這樣在路上走來走去，看來看去，到處流竄。A說：“解頤，我一旦跟你在外面盪，就覺得自己是不良少年。”我想了想，說：“所以世界上許多人都居心叵測。其實我們不過是在路上走而已，偏有人說我們不良。你已經在某種程度上中了這些人的毒，你懂不懂?”A大笑。我說：“你不要笑。你只要記住我說你是好人，就可以了。別人又不認識你，只有我認識你。對吧?”A大笑着點頭。說起來，我們真是好孩子。我們打電話回家去說今天晚回去，要在學校做功課，父母都相信我們。可我們現在在上海的馬路上，用A的話來說，在盪。究竟什麼算好人呢?反正我是隨便怎麼也不會承認自己是壞人。A也不會。我私底下摸到A在近旁的手，抓住用勁握了握，問：“我們不是壞人，對吧?”A說：“不是吧，我猜想。”我又問：“我們做的事是有意義的，對吧?”A沒有立刻回答，過了一會兒他也用勁握握我的手——比我剛才更加用勁。不知為什麼，我們正走着的行人路上，差不多所有人都朝同我們相反的方向走，弄得我們兩個人變成了某種障礙。照常規來說，明明是他們在逆向行走，可是，每個人都對我們怒目而視，好像說是我們走錯方向了。我不由叫了聲A的名字，A說：“走，走，走。”我就跟着他走。我一直說A比我清醒比我理智比我好，那麼既然連A這種人才也不以為意，我還以什麼為意呢?A說，人做事，要多用用腦子。走着走着，A說：“我要在這裏附近一帶租房子——最好是買房子——最好是老死在這裏。我從小對這裏有特殊的好感。這裏地段實在是太好了。”我沒有問他為什麼這裏地段太好了，因為隨便哪個白痴也會說這裏地段太好了。能住在這裏的人，可能錢多得不得不深居簡出，以免被人害死，所以我從沒見過這號人。這時我們走到一個十字路口，路口正中間立着一個崗亭——空的。崗亭很圓，玻璃窗擦得極亮，晶瑩剔透的樣子。我捅A一下，說：“喏，你睡這個崗亭好啦。便宜得很。這個地方也不錯，鬧中取靜，你一個人住住也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