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攔住我，我要去打卡!”?

1998年7月16日傍晚，《南方都市報》記者、湖南老鄉、摯友寧佐勤來到我的住地急匆匆地說，他接到一個來自東莞的投訴電話：打工仔劉晃棋因為加班加點過多，體力不支，連續吐血兩次，最後昏迷在車間裏。

7月13日凌晨1時，他在東莞市人民醫院不治身亡。其時，通過在《南方都市報》一年多的歷練，我已成長為《南方都市報》的主力記者，發表了一些頭版頭條，其中不少為輿論監督報道、調查報道。

影響較大的有《貪污挪用近11億元造成損失近4億元中國頭號金融蛀蟲》、《國企蛀蟲觸目驚心》、《假如保險局領導動貪念》、《違章作業結局慘痛管理不嚴難脫其責虎門大橋

“10·8”事故有結果》、《六旬婦狀告中山醫科大學》、《打工妹賭掉公款45萬》、《民工神秘失蹤之後》、《給我學費！

給我醫療費！六齡童狀告生父》、《不該出生的孩子，誰該對你負責》、《精神緊張短暫失憶狂躁不安保險業務員縱身跳樓》等。

其中，《六齡童狀告生父》經過我的介入，法院依法判決孩子的父親支付撫養費、學費，使孩子幼小的心靈得到安慰。

幾個月後，這個小孩還專門寫信到報社問候、感謝我；《保險業務員縱身跳樓》是一公安朋友在和我聊天時無意中說起的，我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個好線索，因為都市生活節奏快，工作壓力大，可以通過個案剖析當代人的生存狀況。

經過采編、發行、廣告、行政人員的共同努力，《南方都市報》發行量逐漸上升，從創刊時的一兩萬發展到了數萬。

儘管第一年虧損了幾百萬元，但影響慢慢擴大，我們的採訪也相對順利點了。

《廣州日報》、《羊城晚報》、《南方日報》等老牌報紙在都市報的衝擊下，新聞操作方式有所改變，體育新聞、重大社會新聞也能上頭條了。

《廣州日報》更是提出

“一版要比《南方日報》更《南方日報》，後面的版要比《南方都市報》更《南方都市報》。”關於《南方都市報》的攻略，程益中後來回憶說：“南方都市報員工都知道我講的舒膚佳香皂的故事，在這裏，我還要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說的是在舒膚佳香皂面世以前，全國各地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香皂品牌，每一種香皂品牌都以去污和香型作為號召，分割一個區域市場，彼此相安無事。有一天，一個叫舒膚佳的香皂出來了，以‘殺菌’作為號召，與其他香皂去污和芬芳的訴求都不一樣。結果不久，舒膚佳香皂成了搶佔市場份額最大的香皂品牌，一統香皂市場天下。南方都市報的發展，多多少少受到了舒膚佳案例的啟示。

“我還對許多準備前往廣州某報取經的、或者已經從廣州某報取經回來的內地同人，用講笑話的方式介紹過程益中版的廣州某報成功經驗。我說從前本地只有三家賣肉的屠戶，一家南方，一家羊城，一家廣州；本地人一般都在早晨8點鐘之前上街買肉；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本地的三個屠戶中，只有廣州一個屠戶開的肉檔能夠在早晨8點鐘之前把肉上攤——廣州某報成功經驗就在這裏。北京地區一些報紙的成功，其實對我們來說是毫無價值的，毫無意義的，就像三個屠戶的故事所講的一樣。

“在南方都市報創辦之前，全國所有的四開報紙無不以新民晚報作為照辦照抄的模式。在南方都市報創辦之初，也有人教育我們說，去向人家新民晚報學習學習吧。南方都市報的回答是：假如現在有人用槍頂着我的後背說，要麼學習新民晚報，要麼去死。我的回答是：讓我去死吧。全國已經有400多家新民晚報了，再多一家叫《南方都市報》的新民某報有什麼意義！說真的，新民晚報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有那麼多渺小的報紙在襯托它。”程益中認為，南方都市報的成功，就是反抗了人類創造力的惰性，就是反抗了時間和空間對人類的束縛，對創造力的可能性不斷地進行探索，對智慧不斷地進行挖掘。

有一位很有名的內地都市報老總曾經半開玩笑半嚴肅認真地問程益中：“全國所有的都市報和絕大部分日報都去我們那裏取經學習，惟獨你們南方都市報沒去，為什麼？”程益中也是半開玩笑半嚴肅認真地回答：“我們不是不去你們報社學習，我們是不去所有的報社學習。不過總有一天所有的報社都會來我們這裏學習。”事實證明，《南方都市報》沒有說過一句笑話。

報社在成長，記者也在成長。在回歸現場、重新展示事件的同時，我開始進行一些思索，發表相關述評，使報道漸漸有了深度。

“所謂深度報道就是圍繞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把新聞事件呈現在一種可以表現真正意義的脈絡之中”，美國哈欽斯委員會在《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的報告中對深度報道如此定義。

群雄並起、艱苦鏖戰之餘，由於機緣、關係、功績等多方因素，人的位置開始出現分化。

有聘用的同事調進了報社，有業績差不多的同事升了職，但我的編製問題沒有排上議事日程。

心有不平，便尋找着新的契機。1997年底，《羊城晚報》社面向全國打出招聘廣告。

僅有自考大專學歷的我，憑着較為豐富的實戰經驗在上千人的招考中脫穎而出，成為20多名入圍者之一。

這些入圍者大都去了《羊城晚報》新辦的《新快報》，只有我進入了晚報本報當了記者。

在晚報，通過

“魔鬼式”的訓練，我的新聞實戰能力有了提高，每個月發稿近30篇，這個數字在晚報是相當高的。

由於版面定位的限制，大多數稿件要貼近市民，只能寫街頭巷尾的事，這對寫慣了

“殺人放火坑蒙拐騙貪污受賄”稿件的我倒是一個考驗。不過這不要緊，到哪座山唱哪首歌。

我開始轉型，短短3個月，陸續發表了《大趨勢：“人事科”設在單位外》、《昔日叫洋火如今賣出洋一根火柴枝多少滄桑事》、《汽車美容店，路邊寫春秋》、《國家定下

“標準價”實際執法

“協商價”律師收費有譜沒譜？》、《護工離開片刻病人突然死亡家屬責怪醫院雙方對簿公堂關伯過世，醫院要賠償嗎？

》、《私營企業到外企

“獵”人》、《換活法脫掉

“大蓋帽”為

“下海”穿起律師服》、《碩士博士爭上中學講壇》、《免費公證無人問津》、《華南虎滿門添丁》、《白衣天使大學來護士知識結構悄悄變》、《文武都要硬警察不好當》、《廣州

“高參”匱乏》、《軍官轉業進羊城》、《汽車技師駛入金光大道》等頭條和重要稿件。

除了在

“今日廣州”版發稿外，我還向要聞部發了不少

“外稿”：《執法，引來一場打鬥》披露了市容衛生人員違法執法毆打建築民工的行為；在采寫《一隻手就想要20萬？

你的命也不值20萬！》時，我被採石場老闆騎着摩托車追上圍堵威脅，廣東衛星廣播展開了專題討論，一些電視台也介入進來。

囂張一時的老闆在新聞輿論及勞動部門的監督下，低下了頭，重新對打工仔進行醫治、賠償；在采寫《

“飛來”垃圾引起爭拗》時，我和韓國老闆面對面，並毫不客氣地質問，使受傷打工妹獲得賠償。

以上不少報道屬於勞資糾紛案，這種案例在原始積累的廣東特別集中。

作為從打工階層走出來的我，自然更為關注打工群體的生存現狀，也希冀能為他們做點什麼。

因此，當聽到寧佐勤關於劉晃棋之死的講述后，我意識到非同尋常。劉晃棋和劉任軒都是湖南民工，前者死於投資商的殘酷剝削中，後者死於治安隊員的槍口下。

他們的死法表面上不一樣，但其實都是社會制度的犧牲品。為什麼會死，是因為他們的弱勢地位。

投資商和治安隊員表面上也不一樣，但其實他們都屬於強勢群體，前者有錢，後者有權，都是既得利益者。

次日一早，兩輛出租車駛上高速公路，朝着東莞方向疾馳而去。兩輛車內分別坐着《南方都市報》的寧佐勤、南島、石野，《羊城晚報》的我以及《廣東勞動報》的劉靚等數名新聞記者。

在一間簡陋的餐廳，6名已因此事件而罷工的×××毛織廠員工懷着激憤的心情向我們講述了事情的經過：該毛織廠是一家港資企業，工人們在這裏很難享受到《勞動法》所規定的每日工作8小時的權利和自由，因為加班加點是廠里的

“家常便飯”。是年7月初，已經在毛織廠辛辛苦苦幹了3個年頭的劉晃棋不幸累病了，但請假休息是比登天還難的事情，他只有咬緊牙關硬撐着。

7月9日，已連續加了兩個通宵班的劉晃棋向廠方請1天假去看病，但只被批准半天。

10日上午，他分別在廁所及車間吐血，然後昏迷不醒。之後，他被送往大朗鎮醫院。

在醫院裏，廠里派人放下1500元錢作押金后，便走人了。因病情危重，與劉晃棋同在一間廠打工的哥哥劉景棋把他轉至東莞市人民醫院。

但院方表示，做手術必須先交4000無押金。這時毛織廠已拖欠了工人兩個月工資，身無分文的劉景棋只好回廠去借，可是香港老闆周某拒絕借錢給他。

在工友們的幫助下，錢總算湊夠了，這時劉晃棋已在病床上昏迷了兩天兩夜。

醫生對前來交押金的劉景棋說，做手術的成功率可能很渺小，家屬應做好最壞的打算。

劉晃棋的病情不幸被言中。13日凌晨1時左右，這位年僅23歲的年輕人呼吸漸漸減弱，心臟漸漸停止了跳動。

在生命彌留之際，他突然驚醒，斷斷續續地留下最後一句話：“還有兩分鐘，別攔住我，我要去打卡……”劉景棋和在一旁照料的打工仔失聲痛哭，他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明天。

劉晃棋死後，心情異常悲憤的劉景棋向東莞市人民醫院索要死亡原因證明書，決心跟毛織廠討個公道。

在此之前，毛織廠已從他們兄弟倆的工資中扣走了那1500元押金。

醫院方面表示，開死亡原因證明必須提交死者的身份證明及有關材料。

毛織廠再次拒絕出具身份證明及有關材料。劉景棋從醫院只拿回一張寫着

“消化道出血、傷寒（？）”字樣的

“死亡證明”。之後，在院方的催促下，屍體很快被火化。劉景棋的父親和弟弟也從老家趕來，他們向工廠索賠。

老闆周某怕事情鬧大，以《廣東省企業職工假期死亡撫恤待遇暫行規定》及廠規為依據，給予死者家屬一次性賠償18970元。

他們與死者家屬簽訂了這樣一份

“收據”：現有我楊涌管理區×××毛織廠職工劉晃棋，因自發生病死亡一事，經雙方協商同意補貼以下條款……總共同意負擔補助費18970元……以後不管發生什麼事情與我區×××毛織廠無關……這份所謂的

“收據”既無勞動部門鑒證更無保險部門簽名蓋章，沒有多少文化的劉父也看出了其中的蹊蹺，便拒絕簽字。

但廠方使用不正當手段誘使一直生活在鄉下的劉景棋簽上了名字。劉晃棋的父親只得拿着不足2萬元的現金和兒子的骨灰盒心情沉重地返回老家……聽完工人們七嘴八舌的述說，我們的心裏再也不能平靜，一行數人直奔廠長辦公室。

老闆娘不冷不熱地把我們請進了會議室，一名記者掏出照相機要拍照時，被老闆娘叫來保安趕了出去。

約半小時后，老闆周某推門進來。他一開口就說：“我對報社記者沒什麼好印象，反正誰想怎麼去寫就怎麼去寫。”我們強裝笑顏：“這次前來僅僅是核實情況，並無它意。”交涉了約1個小時，廠長黃某也趕來了。

在我們的堅持下，他們勉強同意了接受採訪。我們問劉晃棋的死因是否與廠內加班過多有關，老闆周某和廠長黃某都矢口否認，認為劉晃棋是因病正常死亡。

“那在拖欠了兩月工資的情況之下，為何不借錢給吐血昏迷的死者治病呢？”周某振振有辭地說：“不是我不肯借給他，而是我不能借錢給他。倘若在醫院做手術發生事故，豈不是要負責任？區區4000元算得了什麼！”我們再三要求他講出

“借錢反而要負責任”的原委，周某說去年廠里也有一名患病的打工妹住院做手術，廠方借給她一筆手術費。

誰料那女工醫治無效死亡，死者家屬要求廠方賠償20萬元，理由是

“你不借錢給她做手術，她就不一定死”。周某說是這是前車之鑒，他以後再不敢做這類

“好心沒好報”的事情了。但據我們調查，當地勞動及保險部門沒有判令周賠償20萬元，周的解釋不能自圓其說。

我們又問一次性賠付死者家屬18970元是否合理？他們說死者家屬已簽了名，簽了名就說明同意了，事情等於

“蓋棺定論”了，所以並無什麼不妥。我們還了解到，毛織廠除了拖欠工人工資、超時加班加點外，還存在着招用童工以及未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等諸多違法行為。

在並不友好的氣氛中結束了採訪，我們的心裏感到沉甸甸的。周某是香港人。

按道理說，香港人的素質相對比較高，人本意識比較強，像這種嚴重的勞資糾紛、工傷工亡事故，幾乎不太可能在香港發生。

為什麼這些香港老闆，還有台灣老闆，在當地遵紀守法，一到內地就變得窮凶極惡？

我想，這應該還是制度問題。人會隨制度而變的，有什麼樣的制度就可能會出現什麼樣的人。

要想維護社會繁榮穩定，僅憑個體自身的修養、內省遠遠不夠，也極不可靠，得有強大的制度保證。

這和中國古代所說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是一樣的。7月21日，我《羊城晚報》頭版以《打工仔吐血而死》為題進行了簡潔、客觀但頗具殺傷力的報道——本報訊

“還有兩分鐘，別攔住我，我要去打卡！”這是一個打工仔在告別人世時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本月13日凌晨1時許，在東莞市人民醫院，來自湖南的23歲打工仔劉晃棋因在上班時吐血，經搶救無效死亡。

工友們說他是因長年加班累死的，廠方則說是因病正常死亡。17日，劉晃棋的工友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劉在東莞市大朗鎮楊涌×××毛織廠打工兩年半。

該廠長年加班，上班時間從早上7時半到夜晚9時半，趕貨時常加班到凌晨甚至通宵。

平常加班工資僅為每小時三角錢。今年5月10日、11日曾有過連續加班38個小時的紀錄；在加班的10日夜晚，僅供應過被稱之為夜宵的一包方便麵，11日一直未給飯吃，又餓又累的員工直到夜晚9時半下班才吃飯。

7月1日，劉晃棋又加班到2日凌晨3時多，一回去便病了。因請假難，他仍不得不去上班。

10日上午9時，工友發現他在廁所內吐血。不到三天，他就死在醫院裏。

美而進毛織廠的香港老闆周某由於

“對記者沒好印象”，在記者的一再堅持下才勉強接受採訪。他承認公司經常加班，直到現在還沒簽訂勞動合同。

他認為劉是正常病死的。事發后，廠方依有關規定賠償了萬元。至於劉的死因目前仍是個謎。

據劉晃棋的親屬稱，當時醫院說要工廠出具證明才能告訴他們死亡原因，而工廠又不願出具。

據悉，劉的親屬準備在辦完死者後事之後再索賠。《南方都市報》、《廣東勞動報》同時進行了報道，廣東電視台、《南方工報》、《北京青年報》、香港《東方日報》等知名媒體迅速報道或轉載。

劉晃棋事件成為繼深圳1大火、中山偉泰罰跪事件、廣州億鑫鞋廠虐待工人等不法事件之後的又一起引起社會輿論廣泛關注的侵犯外來工合法權益的事件。

人們在對死者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時，對工廠的不法行徑進行了強烈譴責。

廣東金輪律師事務所律師、我的好友張釗拍案而起，表示願意盡自已的力量，無償為死者家屬提供法律援助。

7月22日，原《羊城晚報》總編、著名專欄作家微音在《下一個

“劉晃棋”是誰》的評論中尖銳指出——據昨天本版報道：東莞市大朗鎮×××毛織廠，因廠主長期殘酷壓榨工人血汗，該廠工人劉晃棋因勞累過度，於本月13日大量咯血死亡。

據本報與廣州地區傳媒揭露：該廠工人每日平均勞動時間長達14個小時；趕貨時經常加班到凌晨甚至通宵。

而加班工資每小時僅得3角錢。今年5月10日11日兩天，曾有連續加班38個小時的紀錄。

在加班的5月10日晚，廠方供應了被稱之為夜宵的一包速食素麵，而11日整天，工人粒飯未進。

那些又餓又累的員工，直到當晚9時30分才下班吃飯。更令人氣憤的是：劉晃棋生病前兩天，已連續加了兩個通宵班。

7月9日，他在車間大量咯血，后在衛生間又再度咯血。劉在被送往醫院前，曾多次請假而未獲批准；病發后，廠方又不願借錢給他治療，以致延誤了搶救時機。

這是發生在毛織廠的一出悲劇，而該廠工人正面臨著與劉晃棋同樣的悲慘遭遇。

誰是下一個劉晃棋呢？在毛織廠里，人們就活像看到了那塵封了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工人的血淚史。

在社會主義國家，能容許我們的主人翁遭受這樣的踐踏嗎？現在有些人總怕實施《勞動法》，會把內地的外資企業主嚇跑。

這樣的看法不對啊！人家如果感到沒錢賺就不會來設廠，既是有利可圖，你趕他也不願跑呢。

誠然，造就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來資金，這是應當的；然而，讓一些企業主肆意違反《勞動法》，殘酷壓榨工人兄弟姐妹的血汗，這在人情和法理上，都是說不過去，也是不能允許的。

不能用犧牲工人的權益與法律的尊嚴，來換取那一丁點兒稅收。否則，就會出現第二個第三個劉晃棋，這樣，我們對得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嗎？

能讓工人在苦海里掙所而坐視不救嗎？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當前的問題是，不能讓死者家屬單槍匹馬、孤立無援地去向廠方索賠。

人們殷切地期望：當地的勞動部門要挺身而出，為劉晃棋和他的家屬討個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