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女碩士神秘失蹤案?

在上《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過程中，我采寫了《民工避查戶口遭槍殺》的追蹤報道。說來也巧，不久，在上課期間又有讀者報料：“廣州××大學發生一起失蹤案，一位剛入學10多天的女研究生失蹤……”我急問：“您知道具體情況嗎？”對方回答說：“我也不清楚，只是聽說，但千真萬確。我有個朋友在公安局，他親口對我說的。具體情況您去學校採訪一下就知道了。另外，他們在《南方日報》上登了尋人啟事。”我還沒來得及問他的電話和名字，他就掛了電話，“嘟嘟”的忙音傳過來。“小楊，你傍晚時有空嗎？我想去一所大學採訪女研究生失蹤案。”我撥通江西南昌大學實習生小楊的電話。她和同學小林子報社來實習，幾次說要我帶她出去採訪，我還沒怎麼帶過她。“有！”她說。我們約好在學校門口碰頭。那段時間，廣州××大學新聞迭出。早在1997年《南方都市報》由周報改出日報不久，該校就爆出一大新聞：在校內，一個非本校人員的湖南男人利用搞心理諮詢為名，引誘女學生，並同不少女生發生了性關係。他還洋洋得意地自我吹噓：“我有一百個女朋友！”同事杜衛東（後去了《南方周末》）接到報料后，同另一名女記者聯手暗訪。女記者扮裝成女生，來到心理諮詢處，靜觀那個男人的伎倆，發現和讀者舉報的情況差不多。他們還採訪了一些受害者和知情人，以《“我有一百個女朋友”》為標題，在《南方都市報》頭版頭條進行了報道。在堂堂高校，發生如此醜聞！輿論嘩然。大家把矛頭對準校方的管理制度和部分學生的心理素質、社會經驗。當地派出所也馬上採取行動，將嫌疑人抓獲歸案。但由於該男子沒有採取暴力手段，而是誘惑女生發生了性關係，不構成刑事犯罪。最後，將他送去勞動教養。而就在這件事發生不到半年，該校又爆出了研究生失蹤案件。大約6點左右，車至廣州××大學。實習生小楊正在門口東張西望，見到我，便迎了過來。她扎着辮子，綠色上衣，背着一個小背包。她8月份到報社實習，準備10月離開報社，回南昌找工作。而與她同行的小林子則準備考研。在我們這種單位，新聞、中文實習生來來往往，年年不斷。他們一般是大三、大四的本科生，間或也有研究生。從1997年開始，幾屆中大中文、哲學、歷史、人類學的本科生，都有跟我和同事們實習過的。一聲聲的“老師”，讓我們這些毛頭小子受寵若驚，提前享受到了“碩導”、“博導”的待遇。在校園內，我和小楊疾步行走。學校不是很大，但由於以前來得少，不是太熟悉。找了好久，才找到研究生樓。“咚咚”，我敲響了門，然後側耳傾聽。裏面傳來腳步聲，隨後門“嘎吱”開了，一個小腦袋探了出來，“請問你們找誰？”一個20多歲的女生疑惑地望着我們問。“王秋蓮是這個宿舍嗎？”“是的”，她點點頭，“不過……”她欲言又止。“我是《南方都市報》的記者，想了解一下她失蹤的情況，並通過報道尋找她。”我說明身份和來意。“哦”，她輕聲應道，把我們迎進去。宿舍大約8—10平方米，有2張床。“王秋蓮是那張床”，她指着對面的床說道。她叫小霞，湘西人，青春美麗，談吐不俗，從她身上彷彿能看到《邊城》中翠翠的影子。通過交談，我們知道了事件的來龍去脈。王秋蓮是江西南康人，身高1米５。她父母都是農民，家境貧寒，向來學習刻苦，在贛南師範學院政教系本科畢業后，今年直接考取了廣州××校教育系的碩士研究生。王秋蓮在入學時向別人借了500元錢才交齊押金、書籍費、衛生費、保險金等，身上的錢所剩無幾。由於該校研究生每個月有259元的補助，節省一點勉強可以維持生活。她性格內向，比較單純，社會經驗少。到學校后，她僅出過3次校門。9月16日是中秋節，當天下午，王秋蓮和同學去廣州越秀公園玩，至深夜才歸。由於沒休息好，9月17日上午10點，王秋蓮在上自習期間覺得很疲乏，便回宿舍睡覺。中午11時30分左右，經濟所的一名女研究生在校內碰到王秋蓮，見她拿着一個布袋子出去。她們隨即寒暄了幾句。“我去石牌崗頂買點東西。”下午是政治課，王秋蓮是一個很規矩、學習認真的學生，按理說是不會逃課的。但同學們在課堂上始終不見她瘦小的身影。到了夜晚10點，她仍然未歸。同室的小霞覺得異常，即向學校反映。校方頓感非同小可，迅速組織人力調查、尋找，但一無所獲。學校方面即向石牌派出所報案，又在《南方日報》中縫上刊登了尋人啟事。警方展開偵查，王秋蓮曾有幾個老鄉在廣州當民工。她失蹤后，學校根據她寫在紙上的通訊錄找到民工住的地方，經過了解，有疑點的兩個民工在中秋節前已經回江西。這就排除了他們作案的可能性。就在山窮水盡的時候，9月25日，有人打電話到學校，說在廣汕路上發現一位患有精神病的裸身女性，有點像王秋蓮。學校馬上帶人一起趕到廣汕公路。但經仔細辨認，該瘋女不是王秋蓮。在找不到王秋蓮的情況下，千里迢迢從江西趕來廣州的王秋蓮的父親，於27日悲痛離去。他走前，只提了一個希望：繼續尋找王秋蓮。採訪完時，已經夜晚9點多，而老師、校方還沒聯繫。第二天，我果真在《南方日報》的中縫找到了尋人啟事。我又採訪了一些學校師生，掌握了比較詳細的情況。該校師生認為社會治安差，是導致王秋蓮失蹤的主要原因。石牌是廣州的一個城中村，外來人員很多，魚龍混雜。而村裏的治安隊員素質極其低下，經常騷擾、欺壓外來人員。其次，王秋蓮缺乏社會經驗，可能也是重要原因。應屆學生包括研究生大多涉世未深，容易輕信他人。尤其是女生，常成為犯罪分子侵害的目標，遭致種種厄運。一些學校一旦發生這類案件，第一件事不是報案，而是趕緊隱瞞真相，封鎖消息，通知相關人員不得接受記者採訪。“家醜不可外揚”，這種慣性思維幾千年來一直在延續。一些人就是把單位、集體看做自己的“家”。表面上賦予了溫情脈脈的面紗，實則是為了更加確保自己“家長”地位。在“家”中，除了“家長”外，其他個體的生死榮辱都是不重要的，“家長”寧願讓“家人”痛苦地、默默地死去，也不願讓“鄰居”知道任何不利自己的“形象”的事情。1997年9月29日，《南方都市報》在第3版廣州新聞版頭條位置刊登了我采寫的稿件：《風華正茂斯人何往女研究生神秘失蹤》。在文章的結尾，我沒有忘記寫下：“此事進展如何，本報將予以追蹤。”夜晚，我打電話到小霞宿舍。她似乎頗有怨氣：“你們這次報道的目的是什麼？是想尋人還是其他？”原來，文章見報后，有關人員找了她，怪她不該接受記者採訪。第二天，省公安廳幾名幹警來到報社說，案件不要再報了，怕引起高校不安。有關部門也打電話到報社，問及此事，稱影響“社會穩定”。報道就這樣終結了。“穩定”壓倒了一切，“穩定”成為最好的籍口，多少新聞事件就這麼被“穩定”掉了，而罪惡依然發生，社會依然不穩定。直到如今，我也沒聽到王秋蓮的消息。一位風華正茂的女研究生，還沒來得及品味青春的歡樂，就不知所蹤。除了我那篇報道，廣州悄無聲息。而幾年後的北大昌平，一位入學幾個月的本科女生被歹徒姦殺。北大也奉行慣性思維，想封鎖消息，成百上千的學生自發前往校長辦公樓請願。最終消息無法遮蔽，媒體披露，舉國震驚，民眾憤怒，國家領導關注，兇手落網。權利要靠人爭取，沒有人白送給你。我對王秋蓮的冷清離去，感到莫名驚恐。如果有一天，這樣的災難降臨在你頭上，你還能安如磐石嗎？你會想起自己曾經的冷漠嗎？如果你見到罪惡而不指出，那麼你離罪惡還遠嗎？罪惡離你還遠嗎？夜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