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打工仔到流浪記者?

經過大型外資企業環亞制衣廠企劃主管曾繼昶的介紹，我到該廠工作了一年半，主要負責企劃管理，待遇豐厚，工資是我在內地的10倍。但這樣的工廠都屬於原始積累時期，員工每天加班加點，工作13、１4個小時，我們這些所謂的“白領”也不例外。我那時最大的願望是能夠睡個午覺。鳳凰衛視主持人陳魯豫在《心相約》的隨筆集子中說，每天清晨4點起床做“鳳凰早班車”欄目時，最大的願望是能夠睡到自然醒。大連電視台編導藏江南也所見略同，在與我聊及這一點時開懷大笑。1995年5月，幾經周折，我懷着對記者的無比嚮往，從公司辭職，進入廣東新聞界，成為了一名“流浪記者”、“打工記者”，廣泛涉及南粵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制領域，思維上升到一個嶄新的層次。“流浪記者”也就是“聘用記者”，90年代初產生於中國，不轉檔案和戶口，不佔正式編製。企事業單位所謂的編製，基本上是屬於計劃經濟的產物，存在很多桎梏。所以近年來，一些企事業單位，包括媒體，為了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相繼打破“大鍋飯”、“編製”，採取“全員聘任”或“在編”與“聘用”兩條腿走路的方式，增加了活力。中央電視台、京華時報、新京報都是這樣。當時，《黃金時代》發表了一篇關於“流浪記者”的文章，分析了這種現象並例舉了一些人物。現在回頭看看，那些所謂的“流浪記者”的代表人物大都已銷聲匿跡，並沒有很大作為。而一些沒有載入“史冊”的人倒是干出了驚人業績。“兩條腿”走路，也帶來了種種不公。中央電視台新聞評論部主任梁建增在《〈焦點訪談〉紅皮書》中寫道：“《焦點訪談》所屬的新聞評論部，其人員目前構成主要是3種人：正式職工、招聘人員、臨時人員。正式職工有30多人，招聘人員有40多人，臨時人員則有300多人，有人把這3種人戲稱‘三等人’。既然在體制上存在這樣的劃分，就必然會在人的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影響，臨時的、招聘的，自感低人一等，心裏不踏實，有後顧之憂，沒有正式人員那種優越感，而且在待遇上也不一樣。”梁建增還舉了個例子，一次台里舉行國際電影經典片的欣賞活動，主辦者擔心人坐不下，在通知上註明僅向本台正式職工開放。《焦點訪談》一位聘任青年對這活動非常感興趣，想趁機混進去，結果被攔了回來。這件事在《焦點訪談》招聘人員中引起強烈反響，許多人感到刺痛。廣東的一些媒體同樣如此，招聘人員與在編人員在升職、評獎、評職稱、福利待遇上有很大不同。甚至招聘人員過年過節領的獎金也只是在編人員的一半，出入卡也有明顯區別，人為地造成了“鴻溝”。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就是這樣，羊城晚報報業集團相對做得好很多。但不管怎樣，程度不同，本質是一樣的。“招聘”成了很多體制外記者心中永遠的“痛”。多年後，當央視《新聞調查》邀我加盟時，儘管知道央視幾乎不可能解決編製，我仍習慣性地問：“是招聘還是在編？”當聽到可想而知的答案時，心裏免不了嘀咕一下，對以後的去向多了些考慮。其實，這些都是體制存在的問題，人為地造成了不公。在西方，記者就不存在“編製”一說，全部是公司化管理和聘任制。此類頗具“中國特色”的制度，必將隨着社會的發展被拋進垃圾桶。我相繼在《廣東法制報》、《廣東地產經濟報》、《廣東人口報》、《南方都市報》等報刊工作，見證了一些新興媒體與傳統媒體的興衰沉浮。在《南方都市報》，我們第一批記者憑着“初生牛犢不畏虎”的精神，白手打天下，同報社一起成長。期間，我建立了近百人的政法通訊員隊伍，發表了一些獨家報道、“重磅炸彈”。學歷低和招聘一樣，始終是我的心病。當記者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看我一副還算文質彬彬的樣子，被訪者常會自然而然地問我是哪所高校畢業的，每當此時我便有幾分尷尬，只得顧左右而言他。報社經常會來一些大學的實習生，當看到一張張年輕明媚的臉，當談及豐富多彩的大學生活時，我只有臨淵羨魚的份。一些實習生畢業后順利地分進省委、省政府或某些大報，而我面壁十年，也沒有磨出一劍，只混了個沒有編製的“流浪記者”。廣州不相信嘆息。我思索了很久，在這個重視能力但也重視形式的社會，即使我通過努力拿到了全省、全國的好新聞獎，但在學歷上我始終抬不起頭，我依然屬於弱勢群體。中山大學屹立在廣州珠江和新港路之間，以中國近代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的名字命名。而早在魏晉南北朝時，世襲康樂公的謝靈運曾被宋文帝“棄市”於此，故中大也有康樂園之稱。中大中文系是中南五省最好的中文系，魯迅等名家在此任教過。1997年7月，我走進這個系的刊授中心，買自考教材、上輔導課、與老師交流。我計劃通過2年自考拿到本科文憑，再去考研或讀在職研究生進修班。由於工作還比較穩定，我利用晚上和雙休日的時間學習，基本能夠應付。文科大樓是去的最多的。一般是雙休日清晨7點起床，像往常一樣不吃早餐就匆匆搭上公交車。從正門直入100多米，就可以看見一幢寫有“文科大樓”的建築，那裏就是我們中文自考生的“培訓基地”。刊授中心在四樓，當時有3、4位工作人員，成天忙着回答考生問題、賣教材、開輔導班。其中有一位50多歲的女老師，說話比較權威，後來才知道是這裏的負責人。輔導班上課地點要麼在文科大樓，要麼在一教或三教，有在職攻讀碩士學位班、自考大專班、自考本科班。其中自考班分為幾種：雙休日班、考前班、全日制班。讀全日制班，我倒覺得沒必要。雙休日班我也只去聽了《中國通史》，當時覺得無甚新意，老想打瞌睡，後來乾脆不去了。考前班是盡量要去的，多數情況下是由出題老師講課。上課免不了是要划“重點”的，但很多必考科目是全國統一命題，劃了也沒用。間或有選修課，但劃得範圍很寬，遠比本校的本科生內容多。因為省高教廳自考辦“大大的狡猾”，事先設了個題庫，臨考前在好多套題里抽。講課老師不可能知道抽到哪些題，只能題無大小一律“通掃”。當你將老師划的內容都掌握了時，其實那門課你已學得差不多了。自考講究“寬進嚴出”，畢業率不到10%。因此，聲譽一直還可以，畢業生的基本功相對來說還是比較紮實的，專業水準比起普通高校的學生，不會遜色多少。來上課的大部分是在職的，有些人大清早從外地趕來，大夜晚趕回去，在車上就要消耗4、5個小時甚至更多，非常辛苦。我也是擠出時間來上課，手機不敢關，好幾次“鈴鈴”響起。那時上課，中午時間短，不方便回去休息。一般是先去校外擁擠的麥當勞買個套餐，一手掂着漢堡包，一手拿着可樂，邊喝邊踱到學校。在學校的大草坪上隨便找個地方，就吃開了。完事後，嘴一抹，靠着大樹就打起了盹。草坪成了芬芳的床。自考本科其實比專科容易，很多課程在專科都有涉及，不過是稍微加深了一點。1997年8、9月間，我在中大選修了《中國現代文學史》、《語言學概論》、《民間文學》。其中前兩門是必修課，最後一門是選修課。《現代文學史》比較好學，沒有《古代文學史》的語言障礙，也沒有《文學理論》的理解障礙，所以考研時很多人首選現代文學方向。《語言學概論》則有點難度，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強，其中語音部分老讓我搞混。《民間文學》是我從小就喜歡的，那時專門有本雜誌叫《民間文學》，大32開，月刊，3角錢一本。小時候，它和《故事會》一樣，成了我最喜歡的讀物。雖然家裏窮，但我總要攢下買冰棍和燒餅的錢，買下它們。一次不敢多看，想把那種閱讀的快樂盡量延長。每本書都要看過3遍以上，有時隔幾個月再翻出來“溫習”，其樂無窮。而中大的《民間文學》課程則將我從小看的民間故事、笑話、諺語、歇後語、謎語、對聯等民間文藝，上升到了理性思維階段。學習時，我時不時比照一下年少時的感受，沉浸在思維的樂趣中。這門課，是本科自考期間難得的有感覺的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