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轟鳴聲中的煤礦技工?

技校畢業后，我將自考關係轉回了家鄉，並被分配到礦機廠上班。就這樣，從河南考回湖南，從少年考到青年，從學生考到職工，經歷了多少年冷雨敲窗的夜晚，犧牲了多少歡娛的時光，我已記不清，我只記得拿了多少張單科合格證，還有多少道關要去闖。當時，礦里也有近百人在工余班后參加自考，先後有16人拿到了自考大專、本科文憑，有5名自考畢業生被提拔到幹部崗位，成為單位的骨幹。我同其中的幾個人相互勉勵着，並肩前行。我常常在清晨拿本書來到屋后的礦車路上，伴隨着稻穀的清香晨讀，理想和東方的太陽一起升騰；在轟鳴的機器聲中，活一趕完，就走進休息室看書；夜晚，別人都在打牌、搓麻將，我則摁亮一盞燈，走進文字的天空。中文自考中的《古代文學》、《古代漢語》最難，前者有10本書，後者有3本書，且大都為繁體字。我作了大量筆記，翻閱了不少資料，還買來以前幾次的考試試題，針對出題特點歸納、總結，兩門都是一次過關。攻克了最難關，以後的課程便勢如破竹。同時，我從事業餘新聞、文學寫作。我幾乎包攬了廠里的廣播稿和對外供稿，並在礦務局機關報《漣邵工人報》上發表了第一篇消息和第一篇散文。20歲時，我在《邵陽日報》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了1500字的通訊《青春在大潮中涌動》，煤礦轟動。我成為了《漣邵工人報》、《婁底日報》最年輕的通訊員。礦團委書記也是搞寫作出身的，他親自點名，建議礦機廠由我兼任團支部書記。很快，我走馬上任。《邵陽日報》當時有位很有影響的記者叫盧學義，他率先展開輿論監督，介入本市一些重大事件，幫鄉親百姓說話，寫的文章大版大版的，在邵陽名氣很大，讓我們羨慕不已。當然，他也多次身陷重圍，被起訴、被威脅。《青春在大潮中涌動》就是他在周末版上編髮的。由於媒體的影響力有限，盧學義的名氣僅限於省內，但他的作為影響了很多人。他是中國輿論監督的先行者之一，也是第一批調查記者之一。與盧學義從事的工作類似，但具有全國性影響的記者應該是盧躍剛。盧躍剛1958年出生於四川，自學成才，現為《中國青年報》社新聞中心副主任、主任記者，主要作品有：《辛未水患》、《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以人民的名義》、《在底層》、《大國寡民》等。為了從事輿論監督，替百姓鼓與呼，他13次被推上被告席，真可謂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拿余傑的話說就是，文章上冒着“血的蒸汽”！盧躍剛比較有影響的輿論監督始於1993年：“我先後在《當代》上發表了報告文學《以人民的名義》及其續篇《討個說法》，從發表作品到最終解決問題，用了近三年的時間！當時我說：‘我將用連續報告的形式，來揭示婁底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件的全部過程。’事態的發展正如我所預料。人民代表顏躍明被非法拘禁214天以及我後來的調查連同發表作品后公開與私下的較量，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婁底事件’。“《以人民的名義》的結尾我這樣寫道：‘2月24日凌晨，寒流來了，漫天都是雪片。我們匆匆趕路。我在風雪中與飽經磨難的婁底城告別。我有一種強烈的預感，較量並沒有結束，我還會回來，無論是怎樣的結局我都會回來。我相信，我還會為我這篇報告文學寫一個可能是悲劇可能是喜劇，也可能是悲喜交加的長長續篇。’到年底，我續篇的結尾卻更加令人失望：我‘只能告訴人們，懲惡揚善、伸張正義、因果報應、出口鳥氣的荷里活式結局，在生活中，往往是一種良好的願望和美麗的期待’。但這還不算完。“湖南組織反擊。戰場從湖南轉移到了北京。眾多湖南要員居然與匿名信作者沆瀣一氣，對我進行誣陷，公函滿天飛，以地方黨政組織的名義羅列罪狀，足以置我於死地。接下來便是對我的調查。我不得不致信湖南省委書記，言：我做好了被起訴的一切準備，可以在你們指定的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出庭！當然，他們沒有這個勇氣。他們除了‘大事化小’的黑匣子策略外，除了匿名信作者提供的子虛烏有外，除了被揭了瘡疤的仇恨心理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端到枱面上來說。“北京新聞界聯袂應戰。最後，湖南在輿論壓力下不得不正式承認：新聞輿論監督對解決婁底事件起了積極的作用。被害人顏躍明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加害人受到了應有的處分，雖然處分結果不能令人滿意。‘婁底事件’劃了句號。用三年時間劃了一個句號！”在我看來，盧躍剛是中國當代輿論監督第一人，也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調查記者。同時，他也是一名優秀的報告文學家、作家，其理論深度、寫作功底在記者、作家群體中出類拔萃。記者，不僅是一名記錄者，也應該是一名思考者。我與盧躍剛有着相似的鏖戰、困惑和痛楚，雖然他大我14歲，比我走得早。如果把報業的發展分成日報、晚報、都市報三個時期，那麼他代表了日報時期輿論監督的一個高度，我則是隨都市報新起的輿論監督者之一。而在1993年，我還不敢奢想能很快成為一名記者，當宣傳幹事曾一度是我的“至高理想”。原礦宣傳科長唐仁榮曾自豪地說，他10年來發表了1000多篇文章，我驚嘆不已。而後來，我用4年時間發表了2000多篇文章。這是很多人一輩子也無法企及的數字，《南方都市報》給我和同仁創造了這個奇迹。1993年底，我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工廠因經營不善搖搖欲墜，職工們大都無班可上，正從事劃線兼團支書的我也不例外，生存的危機擺在面前；傾心愛慕的女孩漸行漸遠，地位卑微的我卻不敢去追；離《漣邵工人報》新聞報道二等獎的數量尚差幾篇；自考面臨畢業，最後兩門課程等待我去攻破。一聲長嘆融入黃昏的夕照。我咬緊牙關穿越着生命的戰壕。沒有工作，我正好利用這難得的空閑去攻讀自考課程。沒有經濟來源，我拚命寫稿，靠微薄的稿費維持生活。臨考前，為了聽湖南師範大學教授的自考輔導課，我不遠數十里來到邵陽市，寄居在同學處。記得有一天夜晚停電，聽課的學生便點燃蠟燭，微弱的燈光映亮了教室一張張求知若渴的臉，教授大為感動。下課後已是夜晚11點多，外面狂風大作，暴雨傾瀉。我騎着破自行車在風雨中穿行，在陌生的城市的漆黑夜晚疾馳，好幾次差點摔倒，汗水雨水模糊了我的視線……多年以後，這刻骨銘心的一幕仍定格在記憶深處。1993年10月底，我是懷着破釜沉舟的悲涼感，參加了由湖南師大主考的最後一次大專自考。當我疲憊而自信地走出考場時，並未感到絲毫的輕鬆。我知道等待的將是什麼。當時，工廠的很多職工已沒有班上、沒有工資拿，拿現在的話說，就是下崗或待崗。我忙於自考和給《漣邵工人報》、《婁底日報》寫稿，也無意與他人爭什麼職位。於是每天報報到，然後看書，並等待安排工作。這年9月，礦子弟學校校長吳健和佘美雲老師經商量后，問我去不去學校代課，“如教得好可以調入”。我當時挺興奮的，因為子校是我的母校，小學5年，我成績全校第一。1988年中考，我全校第二，老師和同學都對我特別好。佘美雲老師就曾教過我數學，我一直很敬重她。學校原本要我教初中歷史，幾天後又說要我當班主任，因為有一位班主任老師剛走。然而，世事無常。正當我準備就緒，在周一晨讀課踏上講壇給學生講了話后，吳健匆匆來到辦公室，眉頭緊鎖地說：“我剛接到礦黨委通知：機關、學校一律不進人。”我一下子懵了，默默地收拾好東西，沿校后的小路回家，抱着被子痛哭了一場。我感覺到自己特像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轉了一圈，最後撲倒在大地母親的懷抱。後來我打聽到，“機關、學校一律不進人”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工廠搖搖欲墜，一個工人外出打工被電死，作為團支書的我在一次爭論中憤而指責廠黨支部書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記恨在心，趁我想去學校之機，向礦黨委書記打小報告，說我“不上班”、“罵他娘”。其實，這些都是不實之辭。因為當時根本無班可上，再說我一向出言慎重，從不說髒話。但礦黨委書記偏聽偏信，也不調查，便擅自做出決斷。而在中國，像這樣的書記不知道有多少，這樣的冤案不知道有多少。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打擊。當然，現在回過頭來看看，人應該要正確地看待打擊。正如瘋狂英語的創始人李陽所說的，打擊我吧，我才會成材！煤礦打破了我最後的幻想，獨自坐在家屬區後邊農村的墳冢上，我看到了小草是怎樣一點點染綠荒蕪的大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那年，是我苦難的一年，也是收穫的一年：我的一篇散文獲得省作協出版作品一等獎；我如期完成局通訊報道任務，獲二等獎。1994年1月6日，我領到了蓋有湖南師範大學、湖南省自考辦大印的大專自考畢業證。“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陽下低頭/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棄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種意想不到的溫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經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頭……”當摯友加考友趙順群在礦廣播電視台為我點播的《我的未來不是夢》在礦區上空飄蕩時，我所有考上大學的初中同學都還在學校就讀。有人說，世界上的男人無非分為三種：一種想成為英雄，一種想得到愛情，若是既成不了英雄，也得不到愛情，那就只好去流浪，在流浪的途中去尋回這一切。我就屬於第三種人。我想去尋找失去的一切，尋找生命的圖騰，讓生命的畫卷以另一種姿態展現在面前。於是一天後，22歲的我懷着決絕的心情離開了故土，像無根的轉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