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號染色體 自由意志(3)

莫布利愉快地放棄了他擁有自由意志的想法，他希望別人相信他沒有自由意志。每個用“精神瘋狂”或“應負責任應該減少”來為自己辯護的罪犯都是這樣希望的。每一個因嫉妒而殺死了自己不忠的配偶的人也是這樣希望的，他們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是“短暫瘋狂”或“正當的憤怒”。每一個大亨在被指控造假欺騙持股者的時候也是這樣希望的，他們的借口是“早老性痴呆症”。事實上，每一個孩子，當他在遊戲場上說，是他的朋友讓他乾的，他也是這樣希望的。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如果在心理醫生一點隱晦的暗示下就心甘情願同意我們現在的不快樂都應該怪我們的父母，也是這樣希望的。一個把高犯罪率歸罪到社區環境上的政客也是這樣希望的。當一個經濟學家肯定地說消費者追求的是商品功能的極值時，他也是這樣希望的。當一個傳記作家試圖解釋他書中人物的性格是怎樣被具有改變人的力量的體驗而塑造的時候，他也是這樣希望的。每一個去算命的人都是這樣希望的。在每一個例子裏都有一種自願、快樂和感激的對於決定論的擁抱。對於自由意志我們遠遠不是熱愛，我們似乎是一個只要有可能就會跳起來把它放棄的物種。一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全責是一個有必要的虛構故事，沒有它，法律就站立不穩，但是它照樣是一個虛構故事。在某種程度上說，你的行為是出於你的性格，你是要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但是，出於性格的行為只不過是在表達那許多決定了性格的因素。大衛·休謨（DavidHume）【18世紀蘇格蘭哲學家、歷史學家。——譯者注】發現自己被這個後來被稱為休謨之叉（Hume'sfork）的兩難問題難住了。我們的行為要麼是被事先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必為它負責；要麼我們的行為是隨機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不必為它負責。在每種情況下，常識被否定了，社會秩序無法形成。基督教已經與這些問題糾纏了兩千年，其他宗教的神學家們還要更長。上帝似乎是否認自由意志的，這幾乎是定義，否則他就不是萬能的了。但是，基督教尤其努力地試圖保存自由意志的概念，因為沒有它，就不能讓人類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果沒有責任，罪惡的概念就是一個笑話，而地獄就成了來自於公正的上帝的一個該詛咒的不公正。現代基督教的共識是上帝把自由意志加諸我們，使得我們能夠選擇讓自己的生活充滿美德還是罪惡。幾位著名的進化生物學家最近提出，宗教信仰是人類普遍擁有的本能的體現——在某種意義上說，有一組基因是關於信仰上帝或神祇的。（一位神經生物學家甚至聲稱他在大腦顳葉發現了一個專門的區域，在信仰宗教的人里比在其他人里體積更大更活躍；過分的宗教情結是有些種類的顳葉癲癇的一個特徵。）宗教的本能也許僅僅是本能的迷信的一個副產品，這樣的迷信假定所有事件，甚至是雷雨，都有一個帶有某人意志的原因。這樣的迷信在石器時代可以是很有用的。當一塊大石頭滾下坡幾乎把你壓扁的時候，如果你聽信陰謀理論而認為這是有人把它推下來的，就比認為它只是偶然事件要更安全。我們自己的語言裏佈滿了帶有意志的詞。我早些時候寫道，我的基因建造了我，並把日常責任分配給了我的大腦。我的基因沒有做這一類的事，這些事僅僅是發生了。E·O·威爾遜在他的《綜合知識》一書里甚至提出，道德是我們的本能的成體系的表達，什麼是正確的確實是由什麼是自然的而衍生出來的，儘管自然主義也有站不住腳的地方。這引出了一個矛盾的結論：信仰上帝或神是自然的，因此是正確的。但是威爾遜本人在成長過程中是一個虔誠的浸禮教徒，現在卻是不信其有也不信其無，這樣，他就反抗了一個有決定作用的本能。同樣的，史蒂文·頻克接受了自私基因的理論，卻沒有要孩子，他告訴他的自私基因“去跳河吧”。所以，即使是決定論者也可以躲開決定的因素。我們有了一個矛盾。除非我們的行為是隨機的，否則它就是事先決定的。如果它是事先決定的，它就不是自由的。但是，我們感到——而且可以被證明——我們是自由的。查爾斯·達爾文把自由意志描述成是一個幻覺，是因為我們沒有能力分析我們自己的動機。現代達爾文學派人士——例如羅伯特·特斯里弗——甚至提出，在這樣的事情上我們欺騙自己也是一個進化來的對環境的適應。頻克曾經把自由意志說成是“使得倫理遊戲成為可能的人類的理想化”。作家麗塔·卡特（RitaCarter）說它是事先裝在思維里的幻覺。哲學家托尼·英格拉姆（TonyIngram）把自由意志說成是我們假設別人擁有的東西——我們似乎有內在的傾向認為我們周圍所有人和所有事物都有自由意志，從不聽使喚的外板發動機到帶着我們基因的不聽話的孩子。我願意相信，在解決這個矛盾時我們能夠做得更好。還記得嗎？在談論第十號染色體的時候我描述過，組成對於壓力的反應的，是對環境變化迅速做出回應的基因，而不是相反。如果基因能夠影響行為，行為又能影響基因，那麼就有了一個循環的因果關係。在一個循環反饋的系統里，簡單的因果過程可以產生非常難以預料的結果。這種說法出自於混沌理論。我討厭承認這一點，不過，是物理學家先發明的這個理論。18世紀法國的偉大數學家皮埃爾—西蒙·德·拉普拉斯（Pierre-SimondeLaPlace）曾經設想過，作為一個優秀的牛頓學派人士，如果他能夠知道宇宙中每一個原子的位置和運動，他就能夠預言未來。或者說，他猜到了自己不能預知未來，在琢磨為什麼不能。時髦的說法是，答案在亞原子水平上，我們現在知道，那裏的量子力學事件只是在統計的意義上是可以預測的，世界不是牛頓的桌球組成的。但是這並沒有什麼幫助，因為牛頓物理學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尺度上是對事件的很精確的描述，沒有人認真相信我們的自由意志依賴於海森伯（Heisenberg）【20世紀德國著名量子物理學家。他最有名的發現是量子力學中的“不確定性原理”，即我們無法同時準確地測量一個粒子的位置與動量，對其一的測量越準確，對另一個的測量就越不準確。後來有人認為，這個原理給人的行為從本質上加上了隨機性：因為我們無法在任何一個時刻測量出所有的變量，我們也無法預測人的行為。——譯者注】不確定性原理的那個概率框架。把原因說得直接一些：今天下午我在決定寫這一段的時候，我的大腦沒有擲骰子。採取隨機的行動與自由地行動根本不是一回事——事實上，正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