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號染色體 自由意志(2)

事實上，現在已經清楚了，孩子對於父母的非遺傳影響比父母給孩子的非遺傳影響還要大。正如我在X和Y染色體那一章里提出的，傳統說法一般認為與孩子疏遠的父親和過分保護的母親把孩子變成了同性戀。現在認為更可能的是反過來：覺察到兒子對於男性關心的東西不太感興趣之後，父親就疏遠了兒子，母親則用過分保護兒子來彌補。同樣地，自閉症兒童確實通常有冷淡的母親；但這是果而不是因：母親長年以來努力想要與一個自閉症孩子溝通，卻沒有任何回報，她被搞得精疲力竭，最後終於放棄了。里奇·哈里斯有系統地摧毀了作為20世紀社會科學基礎的教條之一：父母塑造孩子的性格與文化的假說。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約翰·沃森（JohnWatson）的行為學派和瑪格麗特·米德的人類學中，父母養育的決定作用從來沒有被檢驗過，只是一種假設。但是來自孿生子的研究、來自移民家庭孩子以及被領養孩子的研究現在就在我們面前：人們從他們的基因和他們的同伴那裏得到他們的性格，而不是從他們的父母那裏。在70年代，E·O·威爾遜（Wilson）【當代美國著名生物學家之一，也是當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被譽為“生物多樣性之父”。他發現了數百個新物種，並積極推進物種和環境保護，在社會生物學方面也頗有建樹。他也是出色的作家，其科普作品曾兩次獲普立茲獎。——譯者注】的著作《社會生物學》出版之後，出現了對於遺傳影響行為說法的一個猛烈的反擊，領頭的是威爾遜的哈佛同事，理查德·路文廷和斯蒂芬·傑·古爾德。他們中意的口號被路文廷用做自己一本書的書名，教條得不留任何迴旋餘地：“不在我們的基因里！”在那個時候，“基因對行為只有很少影響或沒有影響”這樣的論斷仍然只是一個合乎情理的假設。在25年的行為遺傳學研究之後，這個觀點已經不再成立了。基因確實影響行為。但是，即使有了這些發現，環境仍然相當重要——在所有行為中也許環境的總和都比基因重要。但是在環境的影響中只有小得驚人的一部分是父母影響的作用。這不是要否認父母有作用或者是孩子沒有父母也行。事實上，就像里奇·哈里斯所說，如果這樣否認就太荒謬了。父母塑造家庭環境，而一個愉快的家庭環境本身就是好事。你不需要相信快樂決定性格，也會同意擁有快樂是好事。但是兒童似乎不讓家庭環境影響他們離開家之後的性格，也不讓它影響自己在成年之後生活里的性格。里奇·哈里斯在觀察之後做出了一個關鍵的結論：我們都把自己生活中的公共生活帶和私人生活帶分開，而且我們並不見得會把在一個帶里學到的教訓或表現的性格拿到另外一個帶里。我們很容易地在兩個帶之間切換。這樣，我們學到了我們同伴的語言（對於移民來說）或口音並在今後的生活中使用，而不是我們父母的。文化自動地從一個兒童的小群體傳到另一個，而不是從父母傳到子女——舉一個例子說，這就是為什麼在成年人中推動性別更加平等的運動對於兒童活動場上自願的按性別分組沒有任何影響。每個家長都知道，小孩喜歡模仿同伴而不是家長。心理學與社會學和人類學一樣，曾經被那些對遺傳因素有着強烈反感的人所主導；但是它再也不能繼續這樣無知下去了。我的目的並不是要重複一遍天性與後天培養的辯論，這個題目我在第六號染色體那一章里談過了。我是想引起人們對這個事實的注意：即使後天培養的假說被證明是正確的，它也不會減少外界因素對行為的決定性。通過強調跟從於同伴對人的性格會有多麼大的影響，里奇·哈里斯徹底揭示了環境決定性比遺傳決定性更應該引起警覺。它就是洗腦。它遠沒有給自由意志留下空間，而是減少了空間。一個孩子在不顧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壓力而表達自己的（部分是遺傳的）性格時，他至少是在遵從內在的力量，而不是其他什麼人的。所以，靠着用社會因素來尋找同情並沒有躲開決定論。事情的結果要麼有原因，要麼沒有原因。如果我因為童年時期發生的什麼事而變得膽小，這並不比一個膽小的基因具有更少的決定性。更大的錯誤不是把決定性與基因等同起來，而是把決定性當成是不可避免的。《不在我們的基因里》一書的三位作者，史蒂文·羅斯（StevenRose）、利昂·卡民（LeonKamin）和理查德·路文廷說：“對於生物決定論者來說，那古老的信條‘你無法改變人的本性’是人類狀況的開始也是結束。”但是這個等式——決定論等於宿命論——是沒有根據的，這是人們都理解得很清楚的，很難發現這三位批評家到底是在指控哪個假想敵。決定論等於宿命論之所以是沒有根據的，原因如下。假設你生病了，但是你通過推理認為沒有必要打電話找醫生，因為你要麼會痊癒，要麼不會，醫生是多餘的。但是，這就忽略了一個可能性，那就是：你痊癒也許是因為你看了醫生，不痊癒也許是因為你沒有看醫生。隨之而來的是，決定論並不決定你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決定論是向後去看你現在狀況的原因，並不是向前去看它的後果。但是，這樣的神話繼續流傳：遺傳決定性是比環境決定性更不容易改變的命運。就像詹姆斯·沃森所說的：“我們談論基因療法，似乎它能夠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但是你也可以用幫一個人還清債務的方法改變他的命運。”了解遺傳知識的惟一目的就是為了（主要利用非遺傳的方法）干涉、彌補遺傳的缺陷。我已經列舉了眾多例子，說明基因突變的發現遠遠沒有導致宿命論，而是導致了減輕它們影響的雙倍的努力。就像我在六號染色體那一章里提出的那樣，當閱讀困難症終於被認做是一個真實的也許是遺傳的問題之後，家長、老師和政府的反應不是宿命式的。沒有人說，因為閱讀困難症是遺傳病，所以它是不可治癒的，從現在起被診斷為有閱讀困難症的孩子都應該被允許當文盲。發生的事情與此正相反：為閱讀困難症孩子發展出了有彌補措施的教育方法，效果相當令人嘆服。與此類似，我在第十一號染色體那一章里說過，連心理療法醫生都發現，害羞的遺傳解釋能夠幫助它的治療。通過讓害羞的人相信他們的害羞是內在的、“真實”的，能夠幫助他們克服這個問題。生物決定論威脅政治自由的說法也是說不通的。正如山姆·布瑞坦（SamBrittan）【英國當代經濟學家。——譯者注】曾經說過的：“自由的反面是強制，不是因果決定。”我們珍惜政治自由是因為它允許我們擁有個人作決定的權利，而不是反過來。儘管我們嘴上說我們熱愛自由意志，當需要“賭注”的時候我們卻抓住決定論想用它來救我們。1994年2月，一個美國人斯蒂芬·莫布利（StephenMobley）被判決謀殺了一個比薩餅店的經理約翰·科林斯（JohnCollins），並被判死刑。他的律師在上訴要求把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時，提出遺傳作為辯護。他們說，莫布利來自一個幾代都出騙子和罪犯的家庭。也許他殺了科林斯是因為他的基因讓他這麼乾的。“他”對此沒有責任，他只是由遺傳決定的一個自動化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