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病人住進了教授家

如果說愛滋病有關事宜也能進入吉尼斯世界記錄的話，桂希恩教授完全可以榮譽入選。他是第一個把愛滋病人帶回家同吃同住的醫學教授；三年之內，他１１次自費前往愛滋病疫情重災區河南上蔡縣文樓村了解災情，送醫送葯；他第一個將自己收集整理的有關文樓疫情嚴重的報告遞交給上級有關部門，文樓“愛滋病村”羞羞答答的面紗從此褪去；僅在文樓一處，他就為上百名愛滋病人作過血檢，進行義診……１９９７年，他的學生、一位河南醫生寫信告訴他，說河南上蔡有一個村子過去是個有名的“賣血村”，不少青壯年得了“怪病”后不治而亡，可是沒有人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希望老師能去那裏看一看。誰知這一看，桂教授便“看”出了“怪病”原來就是愛滋病。當文樓的“怪病”是愛滋病的消息傳出后，人們對愛滋病的恐懼甚至對文樓的恐懼到了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地步。桂希恩教授記得有一次在上蔡縣城乘車去文樓，司機似乎沒聽清楚桂教授要去的地方：“去哪裏？”“文樓。”桂教授平靜地又說了一遍。司機臉色突變，驚魂不定地忙說：“去不得去不得！那裏有愛滋病！”桂教授反覆向司機解釋愛滋病的傳播途徑，並一再強調到文樓兜一圈即使看見了愛滋病人甚至接觸了愛滋病人也絕對不會傳染上愛滋病，那位司機仍然一個勁地擺手不願意去。沒有辦法，桂教授只好提出加付一倍的車費，這時司機口風才有了鬆動：“你若真的要去，我把你送到村口行嗎？”“行！行！”桂教授只好答應下來，不行又咋辦？車剛到村口，司機立即催桂教授下車。桂教授腳一落地，司機便轟響馬達，掉頭便逃。到了文樓，桂希恩教授的心情極其沉重，一是人們對愛滋病知識的缺乏以致引起極度的恐慌，二是文樓嚴重的疫情慘不忍睹，作為一名醫學工作者，任何迴避甚至逃避都是失職甚至犯罪。在文樓，一位中年女性愛滋病患者對他說：“前幾年，為了孩子上學，我和孩子他爹都去賣血。‘血頭’不給我們體檢，他們把抽出的血用分離機分離掉血漿后，再把剩下的東西兌生理鹽水輸回我們體內。誰知這幾年，我和他爹常鬧拉肚子、發燒，精神越來越差，我們怕是沒救了……”在文樓，桂希恩教授看到了村裡兩位年齡最小的愛滋病患者，這是一對出生九個月的雙胞胎姐妹。孩子的母親發現自己因賣血感染上愛滋病時，她的雙胞胎孩子已經出生三個月了。後來經過檢測，這對姐妹也被傳染上愛滋病，母親知道結果后痛不欲生：“大人沒活頭也就算了，可說什麼也得救救這雙娃兒呀！”在文樓，桂希恩教授得知一個女性愛滋病患者有了身孕，於是他趕到這名婦女的家中直言相勸：“你現在自身難保，還生小孩幹什麼？就算你的愛滋病沒有傳染給孩子，將來你死了，小孩誰來撫養？”這位愛滋病患者在桂教授的好心勸告下，終止了妊娠。在文樓，桂希恩教授受到了兩種態度截然不同的對待。桂教授自費赴文樓為１００多名患者作血檢，並給患者宣傳愛滋病的科普知識，還走上門去送醫送葯，文樓村的百姓稱桂希恩教授是“白求恩”，歡迎他常去文樓。因為桂教授每去一次文樓，都會為愛滋病患者帶去新的希望和撫慰。也有人對桂希恩教授的義舉不贊成，說什麼“查出了愛滋病，又無法治療，反而會成為一個社會不安定因素”。因此，當地政府中的個別人便公開告誡他，“以後沒有當地政府的允許不許再來”對上述不歡迎的理由和做法，桂希恩教授沒有更多的在乎，他執着地認為，調查是十分必要的，控制疾病的原則是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查出愛滋病，不一定有治療辦法，但可以進行防病教育，避免愛滋病疫情的進一步擴散。如果聽之任之，甚至隱瞞疫情，只會造成疾病在無知和麻木中進一步蔓延。桂希恩教授是傳染病的專家，對於愛滋病的傳播和預防的調查研究，桂教授認為這是自己義不容辭的分內之事：“我不去文樓又去哪兒？我不研究愛滋病又去研究啥？愛滋病在我國已經相當嚴重了，如果再不進行控制和預防，後果不堪設想！”為了履行自己的天職，桂希恩教授經過多次調查走訪，確定了五位愛滋病患者為自己的重點觀察、醫療和研究對象，桂教授決心利用自己的醫學知識和儘可能的醫療手段為他們盡量減輕或解除痛苦。這五位患者幸運兒來自三個不同的家庭，他們是：程金，１９８８年為了用４００毫升鮮血換來４０元錢，程金加入了賣血的行列。程金是文樓村第一個被發現患有愛滋病的人，全家六口人有三口人感染上此一絕症。妻子沒有賣過血，因此沒有感染上愛滋病，兒子也沒有愛滋病，但卻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程金最擔心的是假如有一天自己走了，剩下的孤兒寡母又該怎麼辦？程雪梅，４６歲，她和丈夫都是因為賣血感染上愛滋病的，丈夫已於２０００年２月病死。談到愛滋病給她和她的家庭帶來的毀滅性打擊，這個苦命的女人已無淚可流了。她露出左臂上那被針扎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疤，凄楚黯然地說，自己打從嫁到丈夫家就開始賣血，“比起丈夫來，我的‘資歷’淺得多，丈夫從１７歲開始賣血，賣出的血可以用桶裝”夫妻雙雙染上絕症，這是人世間最為痛心的事，但是對於程雪梅來說，最讓她刻骨銘心的痛卻是人們對愛滋病和愛滋病人的不理解。程雪梅自查出愛滋病後，娘家的人就再也沒有來看過她，甚至就連她那８０多歲的老母親也與她斷了往來。原來只查出丈夫害了病，自己還可以賣糧食、賣菜勉強維持全家生計，後來查出自己也得了愛滋病時，糧食賣不出去了，蔬菜也沒人敢要了，孩子的學費，一家人的生活便成最現實的問題。桂希恩教授確定的五名重點醫療對象中，有三人是來自一個家庭：丈夫馬強，妻子李琴，兒子馬朝。馬強和李琴結婚後，因為結婚時欠下的一大筆債務要還，夫妻倆雙雙加入了賣血的隊伍中。不久，妻子懷孕了，但是為了那可憐的４０元錢，當時已有三個月身孕的李琴也挽起了袖管，伸出了胳膊抽血賣。禍事終於從天而降，１９９９年，夫妻倆被確診患了愛滋病。醫生對他們說，母親是ＨＩＶ攜帶者，如果在此情況下再懷孩子，很有可能孩子被感染上愛滋病，建議李琴不要孩子。可是，當Ｂ超顯示妻子肚子裏的小生命是男孩時，夫妻倆又憂中有喜起來，他們抱着僥倖的心理把孩子生下來，不久經血檢，孩子也未能躲過愛滋病惡魔的侵襲，小馬朝生下來便是一名ＨＩＶ攜帶者！就這樣，一家三口都染上了愛滋病，老小三人又都同時成了桂希恩教授確定的重點醫療對象。桂希恩教授每一次到文樓，總是先到三個家庭中走走看看，除了進行診治和發放藥物外，還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們宣傳有關愛滋病的科普知識，使他們每個人心裏都有底，自己是怎麼得的病，愛滋病經過怎樣的途徑才可能被傳染，作為一個愛滋病病毒攜帶者或者愛滋病患者，該做什麼事，不該做什麼事，怎樣做才能夠儘可能地延長自己的生命。即使是回到武漢，桂希恩教授也沒有割斷他與他的那些重點醫療對象的聯繫。他在文樓時，與程金照了一張握手的合影，桂教授專門放大了一張寄給程金，寫信要程金“把這張照片掛在你堂屋裏，告訴村裏的人，一般的接觸是不會傳染的”。在給程金的信中，桂教授還鼓勵程金“拿出勇氣來生活”，還提醒程金“注意一定不要傳染給妻子，過性生活一定要戴避孕套”。老教授怕程金有些忽略這些瑣事，特意在上邊那句話下邊劃了幾個圈。在桂希恩教授的叮囑下，程金把一些注意事項牢記在心，妻子與他一直共同生活，至今都沒有被傳染上愛滋病。“除了提供藥品、治療與諮詢，我想我還可以充當一個中介關係。”桂教授對前來採訪他的記者說。當記者問及什麼中介關係時，桂教授告訴記者說，現在有些愛滋病人同醫院、政府溝通不夠甚至彼此之間存在對立情緒，有的病人提出一些過分或不切實際的要求，“我們應該幫助他們面對現實，平衡心態。不過，更多的還是需要政府去做工作，畢竟他們當年是因為貧困才去賣血，因為賣血才得上愛滋病的。”２００１年５月，桂希恩教授準備把程金、程雪梅、馬強、李琴和馬朝等五名愛滋病患者接到武漢，一方面打算給這五名重點醫療對象進行一次全面的檢查，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以此為契機，尋求社會對愛滋病人的理解和幫助。讓桂教授始料不及的是，他和他的愛滋病患者在武漢的行動，釀成了一場大的風波，事後一些媒體稱這次風波為“五月事件”。５月９日下午５時左右，從北而來的火車徐徐停靠在武昌火車站，來自河南上蔡的五名愛滋病人在桂希恩教授的帶領下，經過五個小時奔波，終於走下了火車。武漢這座華中大都市，對於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未來過，甚至沒有印象，他們很想仔細看看大城市究竟是個什麼模樣，看看長江究竟是個什麼模樣，但是他們卻在老教授的帶領下匆匆出站，徑直去了中南醫院。到了醫院，由於感染科病床已滿，一時又找不到較為理想的住地，在醫院領導的安排下，五名愛滋病患者只好住進了醫院老宿舍區內一棟即將拆除的樓房的底層。剛搬進來那一陣子，周圍的鄰居也沒有發現什麼異樣，大都認為這是幾個普普通通前來就醫的農民罷了。後來有記者聞訊趕來，又是拍照，又是攝像，又是伸出話筒，看熱鬧的人們開始圍了過來。這些看熱鬧的人大多是左鄰右舍，怎麼聽着看着越聽越看越不對勁，斷斷續續地聽到一些特別刺耳的詞語來。“愛滋病——？！”猶如汽油見了火星，群眾的情緒一下子被點燃了——“看看！愛滋病人住在這裏，我們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證啦！”“怎麼能將他們安排到這裏？誰都知道這是讓全世界都害怕的傳染病，如果被傳染怎麼辦？”各種議論、責怪和斥問鋪天蓋地而來。幾名眾矢之的的愛滋病患者猶如驚弓之鳥蜷縮在屋角，他們不理解偌大一個武漢，竟然也不同情和理解他們，給他們棲息之地。桂希恩教授站了出來，承擔了一切責任，並一再向鄰居解釋，一般的接觸不可能傳染愛滋病，更何況他帶回來的這些病人與左鄰右舍一般的接觸都沒有機會，怎麼能傳染上愛滋病呢？人們還是聽不進去。有人把威脅責難的電話打到院長家裏興師問罪：是誰批准桂希恩這樣做的？出了事誰負責？有人還當場向桂希恩教授提交了措辭強硬的抗議書。這時，記者的現場採訪也受到了干擾，外邊也有人亂吼亂叫，樓上有人亂蹦亂跳，各種聲音匯聚在一起，目的就是要攆走這些魔鬼附身的人。五名愛滋病人受到歧視，五人中四人都屈淚盈眶，只有不滿一歲的小馬朝不曉世事，睜着一雙大眼睛，痴痴地望着眼前發生的一切。一批記者剛走，又一批記者來了，幾名愛滋病患者面對話筒，不約而同地哭訴着自己的不幸遭遇和不公對待。這時，更為強大的壓力向桂希恩教授襲來，為了平息事態，也為了安慰幾名愛滋病患者，更為了向世人表達愛滋病傳染途徑的科學常識，桂希恩教授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從５月１０日起，五名愛滋病患者住進他家裏，自己與這些病人同吃同住，看一看一個醫學教授、傳染病專家究竟會不會因此染上愛滋病！決定一出，輿論大嘩。桂希恩教授的同事和朋友也紛紛勸誡他“不可魯莽”，“一定小心”，而那些責怪桂教授把愛滋病人帶來武漢擾亂民心的人臉上也升起了難以理解的疑雲。５月１０日中午，桂教授帶着幫手去給愛滋病患者搬家，親自幫他們搬床，拿被褥，每個人都累得滿頭大汗。五名患者或拿着桂教授給他們買的一次性用品，或惶惶不安地收起剛剛晾在外面的衣服，一個個如同無助的孩子一樣沉默地緊跟在桂教授身後朝桂教授家走去。桂希恩教授家住的是三室兩廳，平時倒也寬敞，但忽然來了五名不速之客，且個個都是重症在身的患者，加之五人來自三個不同的家庭，房間一下子就不夠用了。為了解決臨時居住危機，桂教授只好把自己的卧室也騰出來讓給“客人”們住，自己隨便搭個地鋪湊合睡幾宿再說。安頓好住宿后，桂教授又給這些客人們講起了生活科普知識，大到電視、電話、冰箱等家用電器怎樣收聽開關，小到衛生間的抽水馬桶怎樣使用，這些來自豫南貧窮地區的普通農民，樣樣都感到新鮮好奇，對於桂教授循循善誘的講解，客人們聽得津津有味。“桂教授，您忙了大半天了，也歇會兒吧！”見老教授忙裏忙外累得滿頭大汗，“客人”們說。“累是累，但心裏愉快。”桂教授對他的“客人”說，“你們是我的病人，也是我的客人，更是我的朋友，這兒就是你們的家了。”愛滋病人住進桂教授的家裏后，外面的壓力沒有絲毫減輕的跡象。對於從來沒有接觸過愛滋病人的普通群眾來說，心理上產生恐懼和驚慌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中南醫院甚至醫院傳染科的醫護人員，沒有具體接觸愛滋病病例之前，對愛滋病一樣存在心理恐懼感。病人要抽血怎麼辦？這可是最容易出現問題的關鍵環節，桂教授乾脆就在自己家裏為五名愛滋病患者抽取血樣。事後桂教授也認為這是違規行為，但迫於無奈，只有這樣了。有些問題個人的力量實在無法解決，比如胸透和Ｂ超。桂希恩教授只好跟醫院上上下下聯繫和解釋，說服工作有了成效，五名愛滋病患者終於在醫院作了胸透和Ｂ超。恰好在這段時間妻子出差在外，照顧這些“客人”日常生活的擔子全壓在桂教授一人身上。每天早晨不到６點，桂教授就起床開始為“客人”們弄早點。五名“客人”起床、洗漱、吃過早點后，就開始看電視，到１１點便開始接受抽血檢驗，有時還得呆在家裏，接受新聞媒體的採訪。自從五名愛滋病患者住進了桂希恩教授家裏之後，刺耳的責怪和無端的非難少了，但一些議論卻仍然存在。一天下午，桂希恩教授去教學時，路上碰見鄰樓的一位同事。那同事笑了笑，說：“哎呀！你怎麼帶愛滋病人住在家裏，害得我們一晚上都睡不着覺。”桂教授只好抱歉地笑了笑：“實在對不起了。”幾名愛滋病人想都沒有想到，他們得的這病，就是在文樓，也會受到難以想像的歧視，但到了堂堂醫學教授家裏，卻受到了朋友一般的尊重，這樣的事情真是天下罕見啊！幾天的緊張工作，桂希恩教授為五名愛滋病人做完了全面檢測，檢測的情況詳細記錄在案，根據這些檢查結果，桂希恩教授又為病人們制定了一個治療方案，供他們在後期治療時參考。就要離開武漢了，桂希恩教授突然記起什麼似的對他的“客人”說：“哦，差點兒忘了，我說過帶你們去游東湖，還沒有兌現呢！”第二天，桂希恩教授專門抽出時間來，陪着五名愛滋病人遊覽了東湖，了卻了一樁心愿。５月１３日上午９時４０分，武漢市漢口火車站人頭攢動，桂希恩教授親自把他邀請來的幾名“客人”送上列車。臨分手時，幾名愛滋病患者不約而同地淚如雨下。就在臨上車之前，前來送行的武漢新聞媒體還對幾名愛滋病人作了專訪，一名愛滋病人噙着熱淚對記者說：“桂教授是個大好人，我們村裏的人都把他叫做白求恩。”另一位愛滋病人更是萬分感動地對記者說，他們從河南到武漢來去的路費、生活費和醫療費都是桂希恩教授支付的，臨行前，每個家庭還得到了桂教授資助的４００元錢！桂希恩——白求恩，這就是人民對桂希恩教授的最高獎賞。“五月事件”終於結束，但它引發的餘震卻並沒有完結。五名愛滋病患者離開中南醫院離開武漢已經有些日子了，一位住戶還生氣地對記者說，桂教授這種做法太武斷太突然了，醫院有傳染病房，他本身就是傳染病專家，不可能沒意識到將愛滋病人引進居民區，會給住戶帶來的精神壓力。真要研究和醫治，也應該對他人負責，讓患者住進病房裏去。還有人打電話詢問：“愛滋病是非常可怕的傳染病，為什麼不把病人關起來呢？”當桂希恩教授將愛滋病人帶回家的消息在全國多家媒體報道之後，在武漢，在華中乃至全國各地引起了較大的震動。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也有人對消息的準確性產生懷疑，甚至有人對桂希恩教授的動機產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猜測。對此種猜測，桂希恩教授表明自己絕非“炒作”或者“做秀”，他心懷坦蕩地告訴人們：“愛滋病人需要生活的勇氣，我以理論和實踐向你們保證，生活類的接觸不會傳染愛滋病！我與他們共餐，勾肩，共用電話、桌椅和衛生間，絕不會傳染上愛滋病！”原來桂教授在以身示範。何等仁慈的心懷！何等坦蕩的胸襟！何等崇高的精神！“五月事件”發生之後，中南醫院因為有桂希恩教授這樣一批防治愛滋病的專家鬥士，被上級主管部門指定為湖北省愛滋病治療技術指導中心。作為中心負責人，桂希恩教授不僅要直接與愛滋病人打交道，還要主持自己的研究工作。“我現在正在做一個愛滋病家庭內傳染的研究。”桂希恩教授告訴前來採訪的記者說，他在接觸到的６０對夫妻病例中，發現只有６對雙方感染。這一現象使桂希恩教授頗感興奮：“這說明性行為傳染愛滋病，但也說明單配偶婚內性行為的傳染率相當低。那些病人感染愛滋病都已有四五年的時間，夫妻吃一鍋飯，睡一張床，甚至被同一隻蚊子叮咬，但科學證明這些接觸並不危險，更不用說一般的生活、工作接觸了。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這些知識，因為它們是有科學依據的。”在桂希恩以身示範行動的鼓舞下，社會對愛滋病和愛滋病人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五月事件”中的五名愛滋病患者，武漢市民也紛紛伸出了援助之手，共收到各界人士的捐款２萬多元。這筆錢在桂希恩教授的提議下，３個家庭每家獲得２０００多元現金，餘款平均分給村裡另外５０戶愛滋病家庭。所有捐款中，有一筆款讓桂教授感觸頗深。那是一筆１３３．２元的零碎錢，它是武漢一所小學一個班裏的全體同學捐的，幾乎全是大大小小的硬幣，毫無疑問這是孩子們的零花錢。桂希恩教授看到了這一包數目並不大但卻異常沉重的捐款，似乎看到了希望：“這不是一分分錢，而是孩子們一顆顆心啊！”從這包錢上，我們看到了早晨的陽光，看到了未來的希望，看到了防治愛滋病的長城在嶄新的一代人心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