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老人――愛滋鬥士

第５５屆聯合國大會主席霍爾克里曾經面對全世界的新聞媒體讚譽過一位中國人，他說：“知識是愛滋病的最佳疫苗。在中國河南，就有一位傾盡心血義務宣傳預防愛滋病知識的人，她的故事跌宕起伏，她的精神讓人欽佩不已……”讓５５屆聯合國大會主席霍爾克里欽佩不已的中國人名叫高耀潔，今年７５歲，河南中醫學院教授，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主任醫師，河南省第七屆人大代表，九三學社成員。

高教授不僅是卓有建樹的婦產科專家，腫瘤科專家，還是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愛滋病預防專家，被稱為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

為了表彰高耀潔教授在防治愛滋病方面的傑出貢獻，世界衛生大會特地將２００１年度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Ｍａｎｍ健康獎”第一次授予一個中國人。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Ｍａｎｍ是全球愛滋病防治行動的先驅者，曾擔任過哈佛大學愛滋病中心主任，１９９８年在瑞士航空公司空難中不幸遇難后，三個世界組織為紀念他而設立該獎，以鼓勵世界各地在健康領域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士。

高耀潔是世界上第三位榮獲此一殊榮的人。在高耀潔教授名揚世界之前，她早就名揚中國了。

不過，前一次使她揚名的不是愛滋病惡魔而是性病游醫。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遊盪於全國大中城市的庸醫騙子，打着治療性病的幌子到處張貼廣告，蒙財害命，成了城市裏一塊橫行無忌的頑症。

在這些性病庸醫的並不高明的欺騙之下，受騙人蝕財喪命，給社會帶來隱患和不安。

１９９７年秋末，河南某大學一個四年級女生患了尿路感染，到一家性病治療中心求治，庸醫為撈錢財，不顧事實地說該女生得了淋病。

該女生嚇得不得了，向同學借了２０００多元，換回了三針普通抗生素

“特效針”。三針之後仍不見好轉，該女生無錢再治下去了，絕望之際準備跳樓自殺。

自殺之前，這名女生想到了曾在他們學校講過課的婦科專家高耀潔，便抱着最後的希望打電話詢問高教授怎麼辦。

高教授聽了女生的陳述后，告訴她這只是普通的尿路感染，吃點紅霉素就會好的。

聽了高教授的話，該女生花了很少一點兒錢就把庸醫說得天花亂墜的所謂

“淋病”給徹底治好了。這件事情的發生讓高耀潔心情沉重起來，一些庸醫騙子正是利用人們難以啟齒的心理和對性病的恐懼心理詐騙錢財的。

單是詐騙錢財，也還罷了，庸醫騙子們為了騙得更多的錢財，極力把白的說成黑的，延誤了人們的正常治療，甚至濫治亂醫，給人民生命財產帶來了巨大的危害。

作為一個醫務工作者，高耀潔感到肩上擔子的沉重，決定站出來，向性病游醫庸醫宣戰。

為了挑戰性病游醫庸醫的戰鬥取得勝利，高耀潔教授不顧七十高齡，喬裝打扮成病人或病人家屬，幾個月時間，行程萬里，對河南５０多家大小醫院、性病診所明查暗訪，終於取得了第一手資料。

這些資料表明：許多游醫沒有行醫資格，甚至不少人連起碼的醫學知識都沒有，他們利用騙來的錢收買某些醫院、防疫站的人，承包租賃其性病科室，搖身一變成了治療性病的專家，再用巨款收買一些吹鼓手幫其做廣告，誘人上當。

更有

“高明者”花錢買一些現代化儀器作擺設，雇來一些所謂的專家教授坐堂問診，巧取豪奪，置人民生命財產於不顧，猛斂錢財。

這些游醫庸醫為了騙錢，往往聲東擊西，指鹿為馬，沒有病的說有病；不是性病的說成是性病；確有性病的，小的說大，大的說得人害怕。

總而言之，讓你掏不完的錢，直到榨乾病人的油水為止。這些地方還大量存在無醫療條件、消毒不嚴密、患者交叉感染的情況。

更為讓人震驚的是，這些庸醫游醫們不做疫情報告，造成性病、愛滋病的傳播與失控……高耀潔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整理出一份調查報告，送到省市有關領導的案前。

１９９８年３月，河南省政府召開了全省整治醫療市場的電話會議，研究部署集中整治措施，緊接着在全省展開了一場整治假醫假藥的鬥爭。

此後一度泛濫成災的假醫假藥現象有所收斂，游醫庸醫們的詐騙行為受到衝擊。

就在高教授的眉頭開始舒展的時候，她意外地接到一個神秘的電話，電話中一個男子狠狠地說：“高耀潔，你要再多管閑事，小心你的老命！”高耀潔教授並沒有被突如其來的死亡威脅嚇倒，這反而使她更加堅定了與性病游醫庸醫作鬥爭的決心。

事隔不久，她又上書中央領導，以一個醫務工作者的良知和責任，曆數了游醫庸醫們謀財害命的惡劣行經。

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９日，中央電視台第二套節目播發了高耀潔的信，信中反映的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極大震動。

針對全國各地的游醫、非法醫療廣告有所抬頭的現狀，高教授又展開了更為詳細的調查，並且整理出一份更詳實的調查報告，分印了數十份，其中１０份給中央領導，１０份給河南省領導，１０份給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光明日報等新聞媒體，這份報告受到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３日下午，河南省政府召集省公安廳、衛生廳、工商局等有關部門，再次研究集中整治游醫、非法醫療廣告的措施。

也就在這期間，高教授又接到一個神秘電話，電話中惡狠狠的叫囂聲聽了讓人脊樑發麻：“高耀潔，你又出來胡鬧，你要小心！如再胡鬧，就殺了你全家，連親戚都殺了！”然而高耀潔聽了電話中的狂囂脊樑並沒有發麻：“人總是要死的，關鍵是要死得其所。我都一大把年紀了，如果我的死能喚起更多的人關注游醫，我情願去死。我願意用我的鮮血去喚醒更多的人……”這就是高耀潔，這就是認定目標絕不回頭的執着老人。

高耀潔教授關注愛滋病疫情是很早的事了，但是她真正地第一次面對愛滋病人，卻是１９９６年４月７日那個令她永生難忘的日子。

那一天，河南省一家部隊醫院接診了一名疑難女患者，部隊醫院的領導為了對患者負責，邀請高耀潔前去會診。

高耀潔仔細查看了這位女病人的病歷，查看了病人的身體有關部位，患者下腹一片暗紫色斑點引起了她的高度警覺：“是不是愛滋病？”經過血檢，這名女病人果然是愛滋病人。

僅隔了２０天，這位愛滋病人就走完了人生之路。臨死前，這位女患者用枯瘦如柴的手拉着高耀潔教授說：“大夫，我就是輸了一次血，咋就會沒治了呢？我不想死啊！我還有丈夫，還有孩子，他們都離不開我呀！”然而，女患者還是心有不甘地死了。

她死後，她丈夫在她的墳前整整哭了、睡了１０天！他深深地後悔當初不應該讓妻子接受輸血。

這一幕慘劇也深深地刺痛了高耀潔教授。她從中感悟到：必須了解預防愛滋病的知識，而這一情況在這一地區又是盲點。

為此她作了一項防艾調查，發現在一萬人中，能夠正確了解愛滋病傳播途徑、預防方法的不到１５％，特別是對血液途徑傳播更是一無所知。

一個醫生的職責，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強烈地撞擊着高教授的心胸。

也正是這樣一次令她永生難忘的機遇，把高耀潔這樣一位耄耋老人推到了防艾第一線上。

也正是這一年的１１月，高耀潔教授自費印製了第一批防治愛滋病、性病的宣傳資料。

當時高耀潔教授經濟較為拮据，竭盡全力也只能擠出５００元錢來，她任館員的河南文史研究館和宋慶齡基金會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共湊了１７００元，印了１．２萬份資料。

也正是這一年的１２月１日——國際愛滋病日，高耀潔教授頂着凜冽的寒風走遍了鄭州市東南西北的５個長途汽車站，向群眾發放了８００多張宣傳資料。

此後，高耀潔教授的足跡幾乎遍佈河南各愛滋病高發地區５０多個縣市，共編寫、印刷、發放了９期３０多萬份宣傳資料，為此高教授耗去了她節衣縮食省下來的所有積蓄１０萬多元。

以至於時至今日，這位世界知名的防艾鬥士和她的老伴還生活在冬日連暖氣都用不上的簡易筒子樓里。

家中所有傢具無一不是二三十年前的舊式傢具。儘管貧窮，但老人卻很開朗豁達，客廳正中那幅

“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的對聯正說明了高耀潔教授博大的心胸：“儘管目前我經濟上比較困頓，但這不會讓我停步。我出身很苦，又一直和社會底層人士接觸，看不得別人受罪。何況，救死扶傷是一個醫生的天職。”高耀潔教授在防治愛滋病的宣傳工作中也曾遭遇到過尷尬難堪的場面。

一次她手拿着防艾資料到一家夜總會向三陪小姐們散發，小姐們以為什麼好看的東西，拿過來一看，見是防治愛滋病的宣傳資料，於是把這些資料扔在地上，還對高耀潔的宣傳指三道四，進行辱罵：“老婆子，還不快滾！這東西客人們見了那還了得，他們不以為我們有愛滋病才怪呢！”夜總會老闆聞訊趕來，像見了仇人一樣把高教授連推帶搡轟了出去。

如果這些尷尬場面還不足以讓高教授產生苦惱和不解的話，那麼一些幹部特別是一些領導幹部對防艾宣傳的反常行為就讓這位老人感到更為不解和苦惱了。

高耀潔因為在防治愛滋病宣傳工作中的傑出貢獻而榮獲國際、國內多項大獎，幾乎每一個大獎高教授都不能前往領獎，究其原因，便是一些官方人士害怕高教授利用這些機會把河南愛滋病疫情的真實情況披露出去。

於是，他們千方百計阻撓高耀潔教授外出，千方百計阻撓記者對高教授進行採訪。

對此，高耀潔教授頗感困惑和不解。她說：“我自費搞‘防艾’宣傳活動，自費給病人送葯、寄錢，幾年來十多萬元付出去了，沒花政府一分錢。我圖什麼？可就算這樣，一些領導卻說我瞎折騰，我受到的打擊太多了。”當高教授的防艾之路受到越來越多高層人士的肯定和越來越多人民群眾的歡迎時，一些人又開始拉攏她，甚至對她說：“你可以搞宣傳，搞調查，我們還可以對你進行支持，但調查結果不能向外公佈。”這樣一個無理的要求，理所當然地遭到了高耀潔教授的嚴詞拒絕。

硬的不行，又來軟的。２００１年５月中旬，一位領導親自到高耀潔家裏看望她，並給她帶去了好消息，讓她去泰國考察。

這位領導的用意高耀潔教授當然明白，她對這位

“好心”的領導不冷不熱地說：“有考察的錢，還不如給愛滋病孤兒買幾個饅頭！”錢，的確是高教授民間

“防艾”宣傳的一大障礙。為了解決無錢的窘境，高教授開始向社會募集

“防艾”資金。她是一名婦科大夫，常給人治病，治好了人家會來感謝她，於是她便向有錢的人開口說錢。

一次，一位很有錢的電廠廠長來到了高家，對高耀潔教授說：“高大夫，冬天來了，我送給您一件皮衣吧！”高耀潔教授卻對這位廠長說：“你還是給愛滋病孤兒捐上幾百塊錢吧！”高耀潔教授沒想到這位廠長會當場拒絕。

不就是幾百元錢嘛，一頓餐費足之夠也，但這些人就是不肯為防艾掏腰包。

高耀潔為防艾而舉行歷時半年的募捐活動，一共才募集到２０００元錢，在中原重鎮鄭州市，在偌大一個河南省，這是一個多麼令人寒心的數字啊！

就是在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中，高耀潔教授仍不敢忘記自己作為一個醫生的天職，對於河南上蔡文樓村這樣的愛滋病疫情高發地區，高耀潔教授曾幾進幾齣，每進一次，都有一次新的感受；每進一次，都引起一次心靈的震撼。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文樓的愛滋病疫情還未在社會公開時，當地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幹部向高耀潔反映了這個村子的悲慘情況。

高耀潔看了信，對信中反映的情況非常震驚，而且大哭一場。當年１２月，高耀潔給文樓的５個愛滋病患者每人寄去了２００元錢。

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８日，高教授又花了幾百元租了一輛車，從鄭州驅車來到上蔡，給文樓村帶去了３００多元的藥物，並為那裏的愛滋病患者進行義診。

文樓的慘狀的確讓人觸目驚心，這一切高教授都收入眼底：一個３歲的愛滋病小患者，也是一個愛滋病孤兒；一對小姐妹父母雙亡，隨嬸母生活，不久叔父和嬸母也查出了愛滋病，愛滋病已經奪去了她們父母的生命，現在又向她們的叔父、嬸母撲來，小姐妹不知命運之舟在哪裏泊岸？

義診結束后，高耀潔噙着熱淚對陪同人員說：“這裏的百姓太可憐了，這次義診，真叫我痛心終身！我一定要讓更多的人了解預防愛滋病的知識，不能再讓愛滋病惡魔侵擾和殘害他們了。”２０００年中秋節，高耀潔再次租車來到文樓，為文樓的愛滋病患者帶去３２０００多份防艾宣傳資料，還給文樓村的愛滋病患者送去了價值幾千元的藥品、月餅、飲料和服裝等物，高教授說這是她送給文樓愛滋病患者的中秋禮物。

發放完宣傳品和慰問品之後，高耀潔教授又進行了義診。在義診中，一位年紀不到２０歲的男子飽含傷悲地對高耀潔教授說：“我愛人在縣防疫站作了檢查，醫生說得了愛滋病，你看看我們剛生的一對雙胞胎有病沒有。”高耀潔認真檢查之後，臉色由晴轉陰，顯得十分沉重。

從病人家出來，高教授禁不住老淚縱橫：“太可憐了！太慘了！好端端一對雙胞胎卻得了愛滋病，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悲痛。”高耀潔教授記下了那名男子的家庭地址，對他說：“這個月工資此次來文樓已經花光了，下個月一發工資，我不吃不喝也要給你寄一點錢來。”回來不久，高教授便給文樓那個不幸的家庭寄去了數百元錢。

短短的兩年時間裏，被外人視為愛滋病村的上蔡文樓，高教授勇闖禁區，踏着死神的脊樑先後去了五次。

她不僅給那裏的患者送去了藥品，送去了食品衣物，不僅給那裏的愛滋病患者進行了多次義診，還把她在文樓得到的愛滋病疫情狀況進行整理，向有關部門和新聞單位反映，引起了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對撲滅文樓蔓延的愛滋病疫情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高耀潔教授的民間

“防艾”工作，受到了社會各界特別是愛滋病疫情高發地區的愛滋病患者和他們的家屬的廣泛歡迎，而她自己卻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小女兒因受高教授頻頻出頭的牽連，丟掉了河南一家醫院的工作，遠走海外去了加拿大；大女兒現在重病在身，高教授卻抽不出時間來照顧，只能把她託付給女兒她姨；目前，她老伴也有病在身，自己實在想不出什麼好辦法，既照顧好家人，又繼續她的民間

“防艾”工作。當有記者問高教授付出與收穫是否成正比時，高教授動情地說：“我至今已為防艾花去了十幾萬元錢，我的付出是沒有回報的。如果說有收穫，我收穫的是老百姓的衷心擁護和愛戴。我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即使是把我現在住的這套房子變成錢，送給災區，也救不了那麼多愛滋病患者。但是，我希望通過我的努力，喚醒全社會都來關注愛滋病，關心愛滋病人！”這就是一個耄耋老人的心聲和願望。

這也是一個防艾鬥士的不可動搖的信念和矢志不移的決心。面對老人善良而細微的呼聲，我們能不能攜起手來，去圓老人一個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