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經濟生活：緣起(2)

［附記］我手邊常用的《漢英詞典》（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裏面，卻是同時收入“文人”和“文化人”這兩個條目，然而英譯文很不相同：“文人”的英譯是Ｍanofletters（寫文章的人），而“文化人”的英譯是Culturalworker（文化工作者）。我認為這兩個不同的英譯名是比較貼切的。“文化人”的褒貶和價值觀“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這一概念的出現，標誌着我國20世紀30年代以來許多人文知識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獨立自主地走向社會實踐，跟勞動群眾相結合。從抗日戰爭前夕以來，許多年間，大量文章紛紛使用了“文化人”這一帶有褒義的概念，表明它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義詞。與之相較，我國社會輿論自30年代以來，經常把“文人”作為貶義詞來使用，跟“迂腐”、“懦弱”、“缺德”、“動搖”、“自私”、“寒酸”聯繫在一起。魯迅晚年寫的《文人無文》乃至《論“文人相輕”》一論、再論……竟然達七論之多！有關“文人”的成語幾乎沒有什麼好話：“文人無行”、“文人相輕”、“御用文人”、“無恥文人”、“反動文人”、“一為文人便無足觀”等等。所以許多人文知識分子恥於“文人”的徽號，而自稱為“文化人”則好聽得多了！從抗戰時期以來，“文化人”成為社會上常用的話語。這個稱呼顯得親切、大眾化，在老百姓眼裏，它不像“知識分子”那麼清高甚至“脫離群眾”。從抗戰時期以來，“文化人”成為社會上常用的話語。許多前輩常以“文化人”為題著述、講演，陶行知、鄒韜奮都說過：“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勞動吃飯！”老舍宣告：“我是一個文化人、一個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鳳霞大膽地公開向吳祖光求婚說：“我愛你是一個文化人”……老前輩們回憶，許多人曾以“文化人”為主題進行過討論。盛家倫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通過學問的實踐追求真、通過道德的實踐追求善、通過藝術的實踐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隨時、隨地、不斷發展的。今天，“真”的現代基礎是自由的科學研究；“善”的現代基礎是自由的社會民主；“美”的現代基礎是自由的個性創造。那麼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同必須的基礎又是什麼呢？兩個字：權和錢。通過社會民主、達到經濟繁榮富足。……**暴力和姦商交易是殘害、毒殺文化的劊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權”和“錢”的保障，才能充分發展個性，自由地創造真善美。（引自《口述歷史》，吳祖光先生的回憶談話）“文化人”稱呼的回溯與擴充雖然“文化人”這個稱呼正式出現於1936年即抗日戰爭前夕，但一經出現，馬上就得到全國文化界廣泛的認同。並且新文化界把“文化人”這個概念作歷史上的回溯，延伸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有文章談起胡適之教授說：“他家那時在米糧庫。（北京城區的）米糧庫不失為一個文化人的區域。短短的一節衚衕，一號住着陳垣、傅斯年，三號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號住着適之先生。”也即公認陳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音、胡適之這些五四時期的教授、學者都屬於“文化人”之列。後來還有文章提到“文化人”韋君宜（生於1917年）時說道：“以她這一層次的文化人，不會不讀到魯迅早在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會上講的一席話。”但是這個歷史上的回溯，不曾跨越到滿清封建社會以前，而限於民國以來、五四以來。這就表明：從事新文化運動的“文化人”，根本不同於舊時代的“封建文人”。“文化人”這個稱呼不僅有歷史上的回溯延伸，而且有範圍上的擴大。抗戰第二年，沈從文在《一般或特殊》中寫道：許多地方“文化人”忽然加多……另外給人一種意義是凡拿筆的通可稱為“文化人”，社會進步、戰爭支持，全少不了他們。在目前，重慶或桂林、長沙或昆明，忽然有許多讀書人都被稱為或自稱為“文化人”。……文化人一多，事情就熱鬧起來了。“文化人”是在目前唯一有多量時間使用文字的人。（原載1939年1月22日《今日評論》第1卷第4期）抗戰中期，《解放日報》刊登田家英《沙漠化的願望》一文說：“今天……不少必讀的刊物，還出現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原載《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白楊說：過去歷史上所謂“文人”，民國以前必須熟讀“四書五經”，通過科舉考試，具備秀才、舉人、進士、翰林等等資格，方能進入“士大夫”階層。民國初期的“文人”，一般是指有學問有地位的人、文史專家學者、作家教員等等。當時“從藝”或“賣藝”是被人瞧不起的。在30年代許多投身於戲劇、電影的演員、導演、美工師、詞曲作者們，自己覺得學問並不高，甚至大多沒有大學文憑（學位），只是從事戲劇電影美工歌曲等文化工作。所以樂意自稱為“文化人”也就是“文化工作者”，而不願叫什麼“文人”。她還說：五四以來的“文化人”普遍認為，自己是有獨立人格的，是要求個性解放的。“文化人”不是主上所戲弄的“倡優”。所以，必須抓緊一切時間努力學習文化，不斷提高文化修養，做一個合格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