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經濟生活：緣起(1)

“文化人的經濟生活”，這是廣大讀者很感興趣卻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的一個題目。自從各報刊連續發表了我在這方面的一些文章以後，反響強烈，都認為這個課題具有重大價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人的意識。這樣看來，不同時期、不同階層的文化人的經濟生活地位，是他們創造性精神生產賴以實現的必要社會條件，也是影響人物性格、歷史命運的要素（當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現代中國文化史和傳記文學的許多著作，卻往往忽視了這個重要方面。19世紀末以來的中國文化人，或是出於清高“恥言錢”，或是出於**“諱言錢”，在日常經濟生活上的記載很少見，能夠找到的資料也很零碎，幾乎沒有人整理過。60—90年前的當事人大多去世，少數現存者也已年邁。所以要進行準確的調查、考證都有很大難度，但也顯出這種探討的緊迫性。我在本書中用了“文化人”這個概念，而不用“知識分子”的術語，這是經過考慮的。20世紀在我國，“知識分子”的概念被攪得稀里糊塗；茲不贅述。生活里常用的說法又往往是模糊混亂的，這在嚴格的學術研究中是不許可的，會帶來許多弊端。本書所說的“文化人”是知識階層的一部分，就是指在社會生活中從事文化工作的腦力勞動者。“文化人”概念的出現與界定“文化人”是一個現代概念。自古以來，我國封建宗法社會只有“文人”（或“文士”）的稱呼。但在20世紀的中國，新生的“文化人”與舊式“文人”明顯不同。人們要問：“文化人”這一概念從何而起？它跟過去的“文人”有什麼本質的差別呢？“文化人”所指的特定群體，又是如何發展變化的呢？在我國的傳統經典裏面，“文人”這個詞出現得很早——至少是在3000年前西周時代的《詩》和《尚書》之中，已經有了特指的用法。《詩·大雅·江漢》云：“告於文人”，按照學術界的研究認為，《大雅·江漢》為公元前9世紀周宣王時期的作品；據《詩經·毛傳》的解釋：“文人，文德之人也。”朱熹《詩集傳·卷十八》說：“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文德與武功相對，說的是禮儀仁義。此處“文人”特指周文王這個人；逐漸意義延伸。在這一歷史早期，“文人”的最初形態乃是先王、君主，尚非平民。《尚書·文侯之命》云：“追孝於前文人”，《尚書·孔傳·疏》解釋道：“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由此可知，大約3000年前，無論《詩經》或《尚書》裏面提到的“文人”，專指“有文教功德之人”。而這裏的“文教”，還是指比較原始的“禮樂教化”，跟“武力（暴力）征戰”相對。特指禮儀道德方面即政治上“立功立德”的非暴力措施，也就是“文治”；而非專門著書立說、傳播知識等以文字工作為主的文化職業。後來“文人”又指君王在文化方面的專職助手。那麼，到什麼歷史時期，“文人”才成為“讀書能文之士、擅長文章之人”的通稱呢？我認為是在2000年前的漢代。也就是“文人”“文士”具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構成了一種社會階層之後。王充《論衡·超奇》篇曰：“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曹丕《與吳質書》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又《典論·論文》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古代“文人”作為“士大夫”的一個部分，與“武士”“武人”相對。“文人”也就是“文士”。《韓詩外傳》曰：“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可見，文人的筆杆子，武人的刀把子（近代則進化為槍杆子），辯士的輿論巷議都是能令“君子”畏懼的厲害傢伙。而這三者，歷史上則都屬於“士”階層所掌握。“文人”這詞條早已載入《辭海》和《辭源》之中。但是，查閱這兩大部權威性的詞典，都找不到“文化人”這一條目。可見近代“文化人”概念的具體來源（詞源）尚待考證。許多先輩回憶，“文化人”這個稱呼在20世紀30年代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就已出現，此後越來越通行。據我考證，最初正式公開使用“文化人”這一概念的，是在1936年9月上海轟動一時的《中國文化界為爭取演劇自由宣言》。這個宣言用中、英、法、俄、日、世界語六種文字同時發出，有許多中外報刊登載或報道，當時成為震驚國際的重大新聞。簽名者176人，包括田漢、歐陽予倩、洪深、陽翰笙、余上沅、阿英、袁牧之、蔡楚生、史東山、冼星海、任光、章乃器、沙千里、沈西苓、蔡若虹、趙丹、白楊、金山、章泯、陳白塵、鄭君里、錢俊瑞、陳荒煤、於伶、鍾敬之等。這1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們中間有作家、學者、詩人、音樂家、畫家、記者、大學教授、教育家、話劇和電影的編劇、導演、演員等等。這是中國“文化人”第一次以群體陣容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團結一致要求自由藝術創作的權利。這個宣言，也就是中國文化人的精神獨立的自白。此後，1936年11月上海《電影·戲劇》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韋彧（沈端先，即夏衍）的《魯迅與電影》一文，以及鄭振鐸在1937年10月26日所寫《失書記》一文等等，也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這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