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經濟生活：緣起(3)

現代中國文化人的發展中國現代文化人，其源蓋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階層，但必須脫胎換骨、面目一新。脫“官場、商場”功利之胎，換自由平等獨立之骨，從而獲得現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創造與傳播為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時代士大夫那樣清談“以天下為任”的高調）。文化創造與傳播的主要陣地有三：一為以現代出版社為中心的報紙、雜誌、圖書等，主角是作者、編者、譯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對象是廣大讀者；二為以現代校園為中心的課堂、講座、研究會（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講師、研究員、學者等也就是從事教學、科研的文化人，對象是青少年學生（知識青年）和同行們；三為以劇場、電影銀幕（近來再加上電視屏幕）為中心的表演藝術場地，主角是編劇、導演、演員等文化人，也就是從事節目創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對象是廣大觀眾。２０世紀上半葉，是我國現代教育事業、現代出版事業、現代表演事業逐步形成並獲得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總的說來，從民國成立到抗戰前夕，中國的高等學府主要集中在華北的京津地區（北大、清華、師大、燕京、北洋、南開等），其次在江南滬寧地區（震旦、復旦、聖約翰、光華等）；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學校任職，也有一部分從事戲劇活動。而出版機構的大本營主要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店等），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專職或兼職寫作、翻譯、辦報、編劇甚至“下海”粉墨登場，所以寫作、教研、演出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匯的。這是中國現代文化人的形成期。中華民國成立的最初十幾年間，北京是全國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來，南北分裂、政局動蕩、戰亂不已，文教部門薪俸積欠多年，北京的教授們“開始逃荒”（梁實秋語）；特別是1926年“三·一八”慘案之後，北洋軍閥對於文化人的鎮壓加劇。奉軍入關更走極端，取消北大，將北京九所高校合併為“京師大學堂”強迫讀經，還兇殘地屠殺了李大釗、邵飄萍等進步人士。北京陷入恐怖時期，學者、教授、記者、編導、演員等多離京南下，轉到廈門、廣州、武漢、上海、南京等城市。1928年國民黨政權定都南京，將北京改稱“北平”；進步文化重心向南部傾斜。這是中國現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遷移。1937年７月抗戰爆發，國共合作抗擊日本侵略者。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漢等城市相繼淪陷，華北、華東等文化中心的學校、報刊社、出版社、研究所、劇團、製片廠，紛紛轉入華西，主要是西南大後方的重慶、成都、昆明、桂林、貴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聯合大學）轉入陝西、蘭州等地。這加強了現代文化向西部的開發，是中國現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遷移。八年抗戰期間，以西南聯大（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辦）、中大、復旦、浙大等為代表的教育學術界，和以歌詠、話劇等演出活動為代表的文學藝術界等等，帶動了中國文化人走向新的發展道路。而蔣介石一黨專政導致的腐化墮落和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丟棄了對於國民黨政權的幻想。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掀起的爭民主、爭自由，要求通過政治協商建立聯合政府的群眾運動里，中國現代文化人成為表達人民意願、反對獨裁暴行的強大社會力量，雖然人數少，但是能量大，影響深遠，舉世矚目。這是中國現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文化人經濟狀況的重大意義自由獨立的經濟生活構成了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之堅強後盾和實際保障。於是，文化人方能成為啟蒙運動中傳播和創新現代化知識的社會中堅。我注意到，在五四運動以前，中國第一個把文化人看作勞動者——腦力勞動者——的自由民主先驅，第一個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內的“勞工神聖”的精神領袖，是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他在北京各界在**舉行的“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上的演說詞就是《勞工神聖》——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據《北京大學日刊》第２６０號，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出版）蔡元培倡導的“北大精神”從環境氣候方面說來是實行寬容和學術民主，提倡言論集會結社信仰自由；從個性人格方面說來是獨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學真理。而文化人的經濟後盾、生活保障，主要來自三大方面：（一）教研收入，包括講課、學術研究和在學校任職的薪金；（二）寫作收入，包括版稅、著譯稿酬和編輯費；（三）演出收入，包括編劇費、導演費、表演費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中間，李大釗是第一個關注社會生活狀況和經濟權（生存權）的學者。1919年12月他在《新生活》雜誌發表《物質和精神》一文指出——物質上不受牽制，精神上才能獨立。教育家為社會傳播光明的種子，當然要有相當的物質，維持他們的生存。不然，饑寒所驅，必至於改業或兼業他務。久而久之，將喪失獨立的人格。筆者認為，所謂“革命”並不僅限於“權力與財產的再分配”，而應強調思想的解放、經濟的自主、社會的平等自由。只有努力超越“權本位”的羈絆和“錢本位”的腐蝕，只有爭得經濟自主權，才能積極有效地實現文化的復興，並在這奮鬥過程中，實現“人本位”的真價值，逐步成長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