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馬克思、演進和烏托邦(上)

第29章 馬克思、演進和烏托邦(上)

哈耶克經濟學思想或者說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思想與馬克思之間有若干相通之處,這是學術界的一種普遍看法。哈耶克的專業經濟學思想在某些方面類似於馬克思的經濟學思想,儘管其實際政策建議大為不同。羅伯特·斯奇德爾斯基在論及哈耶克早年經濟學思想時說,哈耶克的“結論是,信用貨幣資本主義是非常不穩定的……對此我們無計可施。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哈耶克的學說會吸引一批社會主義者:從他的學說中,似乎可以得出馬克思的結論。”[1]

德賽勛爵評論說,哈耶克與馬克思間有“很多相同點”:“他們畢生都在研究模型化的資本主義,研究其周期性,貨幣與信用的重要性,其長期前景……在馬克思的思想與哈耶克的某些思想之間,相同之處更多。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動力的分析是相通的……哈耶克與馬克思的資本理論之間也多有相同之處。如果你讀到《資本論》第二卷的2/3處,再讀哈耶克的《純粹資本理論》,進行一番比較后你就會發現,他們搞的研究是一回事。”[2]

初到倫敦經濟學院時,哈耶克講授過一節《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哈耶克在他的講課筆記中稱讚過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卷,在他列舉的參考書目中也突出了該書,在一般經濟學發展史上,幾乎將馬克思置於跟亞當·斯密平起平坐的位置[3]。哈耶克對《資本論》第二卷的讚賞其實源於龐巴威克,儘管龐巴威克強烈批評馬克思理論體系的其他內容,對《資本論》第二卷卻另眼相看,認為馬克思“理論體系的這一部分……所具有的異乎尋常的邏輯連貫性足以使作者躋身第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著作的這一部分確實是無可挑剔的。”[4]

馬克思主義學者卡爾·屈內說過,“馬克思的思想曾在保守主義思想界中曾引起過一定反響。大保守分子馮·哈耶克就曾鼓足勇氣承認,透過圖甘-巴拉諾夫斯基(Tougan-Baranovsky)和斯皮特霍夫(Spiethoff),他受到過馬克思的影響。”屈內接着寫道,“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有一部分就是資本過剩理論,而真正繼承了這一理論的,卻是一位鐵杆保守主義者馮·哈耶克,他有點反常地坦率承認自己受過馬克思的影響……重要的不是只注意哈耶克的保守主義的結論,而要看他對繁榮與蕭條的根源的分析,這種分析跟馬克思的分析非常接近。”[5]

在1933年出版的《貨幣理論與商業周期》英文版中哈耶克說,他自己提出的商業周期理論與種種不以貨幣因素解釋商業周期的理論間的分歧,要小於他的理論與其他以貨幣因素解釋商業周期的種種理論間的分歧。在正文中他對這句話評論說,“在目前[解釋商業周期的]研究領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打通將貨幣性解釋理論與非貨幣性解釋理論分割開的那道鴻溝”[6],隨後他在腳註中解釋說,“自本書德文版發表以來,我已經不大相信,貨幣性解釋與非貨幣性解釋之間的分歧,是形形色色的商業周期理論中分歧最嚴重的。在我看來,在用貨幣因素解釋商業周期的種種理論中,那些認為貨幣價值變動這一表面現象乃是引發商業波動的決定性因素的理論家,與重視貨幣因素所導致之生產結構的真正變化的理論家(比如哈耶克自己),兩者之間的分歧,也比后一群理論家與斯皮特霍夫教授、卡塞爾教授這樣的所謂非貨幣理論家間的分歧,要大得多。”[7]也就是說,他的立場更接近於斯皮特霍夫、卡塞爾、因而也暗含着接近於馬克思等以非貨幣因素解釋商業周期的經濟學家,而與那些將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視為商業周期根源的經濟學家分歧更大。[8]

通過對思想源流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哈耶克就貨幣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所持的看法,更接近於馬克思,而不是貨幣主義者。關於前者,哈耶克曾在《純粹資本理論》有所論及,他寫道,“在所有這些不同的[商業周期]理論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在繁榮期快終結的時候,由於流通中的資本出現匱乏,由此而導致利率攀升,從而使人們無法獲得固定資本投資以完成大型項目,或者即使建成這些項目,也無利可圖。在這裏,我們離題一會兒,討論一下不同學者對於這些現象與信用擴張間的關係的不同認識。這裏當然不可能追溯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對馬克思的危機理論、並通過他對圖甘-巴拉諾夫斯基、又透過芭拉諾夫斯基對卡塞爾、斯皮特霍夫等當代學者的重大影響……”[9]

哈耶克30年代講授《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的講課檔案,有20頁的教案和包括馬克思、希爾費爾丁、圖甘-巴拉諾夫斯基、斯皮特霍夫在內的參考書目。關於圖甘-巴拉諾夫斯基(他的理論的基礎是馬克思),哈耶克在教案寫道,圖甘-巴拉諾夫斯基的著作是現代商業周期理論最有影響力的來源。

哈耶克在《價格與生產》中談到自己的商業周期理論時說,“前幾講闡述的商業周期理論的核心觀點並不是什麼新東西。產業波動本質上是由資本設備的交替性擴張-收縮構成的,人們經常強調這一點……在德語文獻中,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爾·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圖甘-巴拉諾夫斯基正是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的,而他的研究後來又成為斯皮特霍夫教授和卡塞爾教授研究的起點。毋庸諱言,本系列演講中所提出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后兩位學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論的發展。”[13]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家米高·佩爾曼認為,馬克思認識到了,“信用乃是導致經濟混亂的核心因素……馬克思將他對信用的分析整合進他的經濟理論中。將這一分析聯結起來的關鍵,就是虛擬資本(ficticiouscapital)的概念”[12]——即沒有真實儲蓄作基礎,而由貨幣體系創造出來的資本。佩爾曼概括了馬克思的理論:“虛擬資本對價格信號的擾亂越嚴重,人們越是無法得到有關經濟的重要信息。關於生產活動的決策就越來越與其基本結構脫節。這會對經濟構成壓力,而這種壓力卻是看不見的。”[13]

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哈耶克在《價格與生產》中曾提到過馬克思與斯皮特霍夫這一派的思想,他說,“19世紀上半葉,這樣的理論曾一度極為盛行,當時的財經記者經常使用的一個詞,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們這裏所說的觀點。‘虛擬資本’被創造出來,使企業活動無法維持,或使新企業無法完工,最後,這些企業就倒閉了。”[14]

哈耶克和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結果的看法也是一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者宣言》中說,“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扮演過某種革命性的角色。資產階級第一次展示了人的活動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它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埃及人的金字塔、羅馬的水道和哥德式教堂;它所進行的遠征,讓從前的各民族的的遷徙和十字軍東征黯然失色。……資產階級讓所有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全球性的。資產階級通過迅速地改進生產工具、通過廣泛地使用通信工具,使所有國家,哪怕是最不開化的國家,進入文明狀態。”[15]哈耶克的看法與此並無二致。

哈耶克與馬克思不同的地方——也是馬克思搞錯的地方——在於,對後來資本主義發展方向的判斷。資本並沒有集中,而是分散了;工人的生活水平並沒有下降,相反,得到了異乎尋常的提高;整個世界的物質狀況並沒有惡化,相反,得到了巨大的改進;資本主義並沒有在衝突中終結,相反,它更加繁榮了,為更多的人帶來了富足的生活。

誠如馬克思在《**者宣言》中所說的,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總是具有某種強烈的返祖習性。馬克思曾作出一個他肯定會後悔的評論,他斷言資本主義最終將讓位於“田園詩式的關係”;除此之外,他在《**者宣言》中提出的措施中的第9條是,“將農業與製造工業結合起來,通過在全國人口中實行更平等的分配,逐漸消除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別”,他將這看作是“實現生產方式”從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根本性革命的手段”,這一手段可以“普遍地適用於一切國家”。[16]

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更為平均的分配的設想,農業和工業共存的設想(1975年到1979年,柬埔寨為了部分地推行這一計劃而導致300萬人死亡),只有在相對比較原始的社會才有可能實現。而且,馬克思對“自由貿易”——他斥之為“單方面強加的、昧着良心的自由”[17]——和他對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變化的激烈批判,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想讓人類進步的時鐘倒轉。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在過去、或許也可能在未來,才能找到理想的社會制度。

從很多方面來看,馬克思主義其實應該被視為某種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思想運動,是從歐洲浪漫主義發展而來的,而不是歐洲啟蒙運動的繼承者。哈耶克對馬克思最大的不滿,其實並不在於馬克思太激進,而在於他極端保守。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的手稿中特別指出了傳統社會主義極端保守的特性。哈耶克在1976年寫的一篇論述亞當·斯密的文章中說,“要求實現‘社會正義’,要求按照人們的需要或美德來分配物質財富,這是整個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而這屬於一種返祖現象(atavism)”[18]——即回到原始狀態。哈耶克爭辯說,以為所有的知識都可以由某個天才人物掌握,比如由原始部落的首領或頭人所掌握,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

在論述斯密的這篇文章中,哈耶克又說,“如果我們迷戀過去,屈從於從部落時代遺傳下來的本能,企圖把部落社會的原則——即以為部落首領對社會中各種具體情況都了如指掌——強加於大社會,則我們就必然會返回到部落社會狀態。”[19]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中強調指出,“因此,卡爾·馬克思正確地宣稱:資產階級創造了無產階級:過去及現在,都是資產階級給了無產階級以生命。”[20]哈耶克相信,馬克思錯誤地理解了推動生產活動的真正力量,也就難怪根據他的藥方進行的革命導致了成千上萬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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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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