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三郎：兩本大書厚葬經典

提及“經典”的時候，你想到的是莎士比亞，還是柏拉圖？想到的是《戰爭與和平》，還是《萬曆十五年》？反正就我而言，作為一個知識的業餘愛好者，拿起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沒問題，但是能否進入薩特所製造的“知識場域”，我是沒有自信的。今天這樣一個製造經典和製造垃圾同樣迅速的時代，對經典的定義也發生着無以倫比的巨變。

能夠將正在進行的閱讀聯繫到經典的定義，是因為最近連續讀了兩本書：《想像中國的方法》(王德威/三聯書店)和《哈耶克傳》(阿蘭·艾伯斯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某種理論，它們是我知識範圍中的經典。

文學研究者對王德威當不陌生，就我而言，最多在《讀書》雜誌上瞄過幾眼他的名字，關於理論或見解，從來未窺其詳。你要把《想像中國的方法》好好讀下去，將會大呼不簡單，這一批海外的文學研究者，包括王德威、李歐梵、劉紹銘等等，其視野與研究方法與大家熟悉的錢理群和陳平原是不一樣的。

單說“現代性”(Modernity)，我們一直眾口一詞說中國現代文學緣起1919年“五四運動”，並將魯迅、錢玄同等人力主的現實主義主流當作了百年文學的全部。王德威教授則開口說：“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他竟然從晚清小說《官場現形記》和《老殘遊記》中找到了中國現代小說“眾聲喧嘩”的源頭。至於社會轉型對作家的影響，他拋出一篇《原鄉神話的追逐者》，從沈從文寫到莫言，從宋澤萊寫到李永平，開前所未見之視野。對上個世紀末中文小說的亂力怪神，王教授預測了四種小說方向：“怪世奇談”、“歷史的抒情詩話化”、“消遣中國”和“新狎邪體小說”，現在看來，也基本上被證明是毫無爭議的。

恐怕最有價值的當在其書後流露出的很多海外的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書目，包括時下流行的電影、文本研究。夏志清、林培瑞、史華茲、金介甫，蔚為大觀。當然，我想這應該得益於西方學院制度的勝利。在美國教書，“不出版就出局”，這是鐵律，沒有專業著作出版，大學的負責人就會負責將你掃地出門，這點和國內根本是沒法相比的。

同樣，當我們以這種心態來翻閱《哈耶克傳》的時候，內心的震驚將會依舊。1990年代以降，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成為中國文化界的“魔術表演”。哈耶克、波普爾、薩依德、福山、詹明信等人的書成為熱門山頭，被無數的爭論者拿來做話語的源頭。但是即使是在事後的今天，其實也很難將論爭的焦點明白曉暢的解釋清楚。

但是，至少我從《哈耶克傳》中找到了這樣一句原典：“自由的精神就是對自己是否正確不是很有把握的精神”。某種程度上，這本書也詮釋了“知識”的有限：個人不可能有把握社會所需要的全部知識，而最優的選擇就是出現在擁有不同知識的人們的合作當中。社會的發展有一種超越個人理性認識之外的“自生秩序”，由此我們不得不對歷史的發展抱持謙卑的心態。

更多的時候，我將《哈耶克傳》看成一個智識分子在20世紀的成長曆程，就更為有閱讀歷史的快感。熏陶在維也納的文化氛圍之中，在倫敦經濟學院、芝加哥大學和弗萊堡大學之間輪番教書，交結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卡爾·波普這樣的摯友，與凱恩斯大膽論戰，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親歷兩次世界大戰，主持朝聖山學社，將研究的觸覺伸向經濟學、進化論、哲學和認識論的廣度，並不鋒芒畢露地等待自己信奉的理論的最後正確性……我以為，具有無以倫比智慧的哈耶克最終戰勝了凱恩斯，不是因為別的，也許僅僅是因為他比凱恩斯多活了50年吧？

我既不依靠經濟學混飯，也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但是我願意將上述兩本書推薦為“經典”，因為今天的經典就是業餘讀者能夠拿得起來，也讀得下去的出版品種。莎士比亞是經典，但是你打死現在的中學生，也幾乎不可能讓他們去讀全新的英文版的《莎士比亞全集》吧？

而最為重要的原因是，坊間類似上述兩者的經典，它們都不需要藉助現代傳媒的吹噓。今天的經典，跟溫文爾雅的哈耶克以及學慣中西的王德威一樣，它們堅信社會的發展有其“自生秩序”，閱讀也有其“不證自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