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的愛與痛
哈耶克要離婚了。而且，是因為他愛上了第三者。
這是個驚人的消息。大家非常驚訝。因為差不多整個倫敦、劍橋都知道，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是一位道德感極端強烈、持身極為嚴正的奧地利貴族，姓名中“馮”就是貴族家族的標記，儘管他們家只是最低等的貴族。倫敦經濟學院的同事們也都知道，儘管哈耶克跟他的妻子赫拉的家庭生活算不上十分美滿，但兩人已經生活了二十多年了，剛剛渡過艱難的二戰歲月，又有一對聰明伶俐的兒女。
這是1948年的事情。戰爭快結束時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讓哈耶克成為全英國、美國非常知名的學者，也因此，他的私人生活即將發生的變故，也在學界引起軒然大波。
然而，哈耶克還是下定了決心。他無法排遣開那段令人心疼的感情。已快50的他覺得，沒有理由再欺騙、折磨自己了，該面對自己真實的感情了。
愛情輕易地飛走了
哈耶克不喜歡回憶，所以他連自傳都不寫，但對那段青春年華，無法不去回憶。那是個艱難歲月，不過，對年輕的哈耶克來說，也是個甜蜜的歲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他雖然上過意大利戰場，一快頭皮甚至被炮彈碎片削去，又差點跟戰鬥機同歸於盡，但總算撿了一條命，回到了維也納。
此時的維也納飽受戰爭後遺症的折磨，物質生活貧瘠得可怕，但維也納的精神生活是豐裕的。哈耶克進入了那所也許是當時歐洲最偉大的大學——維也納大學。此時，他19歲。對於一個聰明而又用功的小夥子來說，學業是再輕鬆不過了。他上的是法律專業，但他幾乎沒有好好聽過一節正經課程。他有的是時間按自己的計劃瘋狂地吸取自己想獲得的任何知識，他甚至去上過醫學院的解剖課，有一年假期，他還跑到瑞士去研究人的大腦組織。
大學時代的青春期。白天上課，晚上跳舞，儘管政府實行燈火管制。女孩子差不多都是教授們的家屬，小夥子可以約她們出去散步，但必須都有女方伴陪伴，畢竟那時離維多利亞時代還不遠，維也納儘管出了弗洛伊德，但性觀念還是格外地保守。不過，哈耶克是個例外。他可以約一個姑娘出去散步，卻不用跟着個尾巴，因為，這個姑娘是他的遠房外甥女。她叫海倫娜，比他小兩歲，兩人青梅竹馬。
春心萌動，友誼萌生出了愛情。就像普通的戀人一樣，他們跳舞，散步，聊天。但讓我們記住，那還是個很保守的年代。
一晃幾年過去了。哈耶克在四年中已經拿下了法律和政治專業兩個學士學位。他準備做一名經濟學家，那最好是到美國去留一陣學，起碼可以掌握好英文，經濟學畢竟發源於盎格魯·薩克遜世界。1923年3月，哈耶克坐船去紐約。在那個繁華的城市，他是個窮學生。他沒有資格參加紐約人的社交活動。不過，好在，他的學業大有長進。
但天各一方，他與海倫娜基本失去了聯繫。他們在維也納的時候，哈耶克始終沒有大着膽子說出那句話：“咱們結婚吧。”在紐約呆了一年多，回到維也納，他發現，海倫娜已經有了新男朋友。後來，跟別人結婚了。
哈耶克無可奈何。他更多地只是責備自己。現在，作為一個年輕人，他又得開始規劃自己的人生、事業。兩年後，他結婚了。新婚妻子赫拉是財政部一位秘書。哈耶克開始承擔起一個已婚男人的職責：養家餬口，同時，也尋找自己的事業。
靠着天才和機運，哈耶克的事業很快就成功了，32歲就成為赫赫有名的倫敦經濟學院講座教授。他的家庭生活跟普通人一樣平淡。
甚至可以說是不幸的。哈耶克的一位弟子曾回憶說，1930年代末期他到哈耶克在倫敦的家裏吃飯，那真是一樁讓人尷尬的事。當時，哈耶克跟他的妻子互不搭理。坐在餐桌前，他們兩人跟這個說完跟那個說，而他們兩人彼此卻不說話。這位弟子相信，哈耶克這段時間之所以很高產，部分地就跟他不幸福的家庭生活有關，他把自己的精力全副投入到研究工作中。
不過，哈耶克有一個秘密：赫拉的相貌依稀有點海倫娜的影子。往日的回憶也許能帶來一絲苦澀的甜蜜。然而，可能正是這一決策，產生了哈耶克自己後來經常說的“非意圖的後果”：他本來想用赫拉替代心中的海倫娜，但最終，卻讓他更加惦念海倫娜。
事實上，搬到倫敦后，哈耶克也經常回奧地利去開會、辦事、看望家人，差不多每年都回去一次。他剛買汽車那年，甚至自己駕車從倫敦開到維也納。而且，一般情況下，他都是孤身一人回去，而每次，他最多的私人時間，都是跟海倫娜一起消磨。
與海倫娜相比，戰爭的危險甚至都不算什麼了。1939年7、8月份，戰爭隨時會爆發——事實上，戰爭一個月後就爆發了——但他仍然決定回一趟奧地利。那時的奧地利早已經被納粹控制了。哈耶克相信，他熟悉奧地利邊境地區的山脈，即使戰爭爆發，自己也能偷跑出來。也許吧，畢竟，哈耶克最喜歡的運動是登山，這是他們家的傳統，而他奉行這一傳統至死不渝。
離婚戰爭
戰爭結束了。哈耶克格外地痛恨這場戰爭。它差點毀滅了西方文明，同時，它也讓哈耶克有七年時間無法見到海倫娜。直到1946年，他才回維也納見到被戰爭分開的老戀人。戰爭中，生命格外脆弱，但唯其如此，他們更堅定了走到一起的決心。
首先得離婚。赫拉拒絕了。這使得在英國完成離婚的法律程序，幾乎成為不可能。同時，他必須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好同時養活自己跟海倫娜將建立的新家，及赫拉與兩個孩子守在倫敦的家。倫敦的輿論也對他非常不利。
哈耶克決定去美國。他進入芝加哥大學，不是經濟系，但社會思想委員會——林毓生就是在那裏投奔他門下的——其實更適合他。同時，他特別安排在阿肯色州——就是克林頓的老家——呆了半年。因為這裏的離婚法律比較寬鬆。但條件是必須在這裏居住半年以上。1949年底，他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見到阿肯色州立大學經濟系主任，悄悄詢問是否可以到那裏做客座教授。這時的哈耶克已經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了，他能屈尊到這個內地小大學，當然求之不得。於是，哈耶克在這個學校呆了半年，1950年7月13日，他終於在阿肯色州華盛頓縣衡平法院辦理了離婚手續。隨後，他很快回維也納，與海倫娜結婚，並接她到芝加哥。
他們的心終於落碇了。海倫娜不是個普通的主婦，在研究中對他有很多幫助。她將哈耶克的《科學的反革命》、《自由憲章》譯為德語。哈耶克說，他是她“思想上的伴侶”。他後來作學術旅行時也都帶上海倫娜；以前，他可沒帶過赫拉——當然，也許那時的他還不夠帶家屬旅行的資格。凡是見過海倫娜的人，都用兩個詞來形容她：漂亮，優雅。他們有很多默契。甚至連音樂欣賞的愛好都比較接近。他們都喜歡從莫扎特到勃拉姆斯中間那一串古典音樂家。也許因為他們有正宗的奧地利風格，優雅，不乏感情，但知道節制；不像馬勒、瓦格納，有太多德國人的狂熱。
不過，對哈耶克來說，幸福的家庭生活並不意味着精神折磨的終結。倫敦的朋友們因此跟他鬧翻了。他們普遍地同情赫拉。她是個賢妻良母，為這個家庭付出了很多。他們覺得，哈耶克不應該如此絕情。
一點都不意外，態度最激烈的是老朋友萊昂內爾·羅賓斯。他是20世紀英國最傑出的經濟學家之一，年僅30歲就出任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正是他，慧眼識英雄，邀請跟他年紀相若的哈耶克到倫敦任教。他們兩人合作無間，形成了一個頗具影響力的倫敦學派，與凱恩斯所在的劍橋學派展開唇槍舌劍。兩家的私人關係也極其密切。哪一家來了客人有好吃的，另一個人可以不打招呼，進門就坐下大吃。哈耶克寫作的時候，需要哪本參考書，他可以直接跑到不遠處羅賓斯家中書房，拿上就走。
但後來，隨着凱恩斯主義聲望日隆，羅賓斯又開始逐漸地參與政治、經濟決策，他早年在維也納米塞斯的私人討論班中接受的半吊子奧地利學派立場發生了動搖，逐漸轉到當時越來越“正確的”經濟學立場：凱恩斯主義。轉變是徹底的，羅賓斯後來在自傳中說，他寧願他那本以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為基礎撰寫的《大蕭條》一書被人忘記。
離婚事件兩人最終撕破了臉，羅賓斯甚至退出了哈耶克剛剛創建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組織，朝聖山學社——儘管可能跟理念不合也有關係。他們兩人斷絕了一切私人來往。羅賓斯在一封信中這樣解釋說：“我覺得，他(哈耶克)的那種做法與我心目中對他的認識不符，也與我們20多年來的交往中我所珍視的他的道德標準不符。我覺得，我認識的那個人已經死了，如果看到他的繼任者，我就會覺得難以忍受的痛苦。”
在最好的朋友的心中死去，這當然是人生莫大的損失。儘管哈耶克早已經加入英國籍，在感情上也完全成了英國人，但倫敦顯然已經人事兩非了。直到赫拉去世后，兩個老朋友在自我隔絕10年後，才開始尋求和解。但倫敦學派卻早早死亡，整個世界也快步跑進了凱恩斯主義時代。
密爾的愛情故事
有趣的是，就在自己發生婚變之際，哈耶克寫作了一篇在他的學術歷程中最為怪異的論文，《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與夏略特·泰勒》。哈耶克是個公認的觀念史研究高手，但他研究的通常是經濟學和政治學思想史，比如貨幣學說史啊，門格爾啊，蘇格蘭啟蒙運動啊。只有這一篇研究密爾的論文，卻不是研究這位傑出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的思想，而是他的私人生活。
老密爾望子成龍心切，從小就對密爾進行了“高度科學的”神童教育，結果，小密爾的知識和智力遠遠超出同齡人。然而，到21歲那年，這個知識世界突然崩潰了，他經歷了一場痛苦而漫長的“心靈危機期”，他對知識深惡痛絕。直到25歲那年，他認識了23歲的泰勒太太。他們的心靈一觸即合。密爾在自己那本薄薄的傳記中說，她不僅是位優雅的女士，也是一位聰慧的女性——注意，海倫娜也有同樣、對於知識人來說具有致命誘惑的品質——已嫁為人婦的泰勒太太成為密爾的紅顏知己。她一直陪伴密爾，並跟他到處旅行。兩人相戀20年、在泰勒先生去世后才結婚，此刻的密爾已45歲，並且早已經從東印度公司退休了。
那可是維多利亞時代，因此，那是一段驚世駭俗的愛情故事。他們遭受的輿論壓力可想而知。也許是受了這種刺激，他們兩人成為女權運動的先驅人物，泰勒太太寫過一本《論婦女的選舉權》，密爾則出版了《論女性的從屬地位》。密爾指出，現實的婚姻關係，猶如主人與奴隸的關係。他的理想是，婚姻必須經由當事人自願同意，在平等條約下訂定共同的生活方式。女性也應該有一技之長與經濟獨立能力，這樣才不會為了長期飯票而無奈地走進婚姻中。
同時，我們或許可以推測，這段遭人非議的戀愛經歷，恐怕也是密爾寫作《論自由》時將輿論壓制與政府的暴力壓制相提並論的隱密原因。在自由主義理論家中，對於道德輿論深惡痛絕的，莫過於密爾：
“當社會本身是暴君時，就是說，當社會作為集體而凌駕於構成它的各別個人時，它的肆虐手段並不限於通過其政治機構而做出的措施。社會能夠並且確在執行它自己的詔令。而假如它所頒的詔令是錯的而不是對的，或者其內容是它所不應干預的事，那麼它就是實行一種社會暴虐；而這種社會暴虐比許多種類的政治壓迫還可怕，因為它雖不常以極端性的刑罰為後盾，卻使人們有更少的逃避辦法，這是由於它透入生活細節更深得多，由於它奴役到靈魂本身。因此，僅只防禦官府的暴虐還不夠；對於得勢輿論和得勢感想的暴虐，對於社會要借行政處罰以外的辦法來把它自己的觀念和行事當作行為準則來強加於所見不同的人，以束縛任何與它的方式不相協調的個性的發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話，阻止這種個性的形成，從而迫使一切人物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來剪裁他們自己的這種趨勢——對於這些，也都需要加以防禦。”(《論自由》，商務，1996年，第4-5頁)
100年後的哈耶克，在學術轉型——從經濟學完全轉向政治法律哲學——的重大關頭，突然“偶然地”講起這段愛情故事，而且據說“故事講得非常精彩”(《哈耶克傳》，第218頁)，成為研究兩人生平的權威著作。這不能不讓人懷疑，哈耶克也許是借密爾之薄酒，澆自家胸中之塊壘。事實上，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哈耶克對於密爾的評價比較高，而在此之前、之後，他對密爾的理論都不是非常重視。也許，相似經歷引起的同情之心，確實可以影響一個學者知識上的取向。
不過，哈耶克對於密爾這種強調個性自由的理論的同情，是短暫的。也許是隨着離婚的痛苦逐漸平息，在道德觀上曾經有過一點點激進的哈耶克，又回歸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他對於密爾的同情似乎漸漸稀釋。
道德焦慮
但哈耶克是個自律極嚴的人，整個後半生，在享受婚姻的幸福之餘，哈耶克始終無法完全躲避道德上的焦慮。
與古典自由主義大師一樣，哈耶克格外重視道德對於維繫文明社會的重要意義。再婚之後，他的這種認識愈為強烈。尤其是晚年，隨着研究的深入，他對凱恩斯的批評，絕不僅限於對其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作出批評，他還將凱恩斯經濟學理論上的謬誤追溯到其錯誤的唯理主義的道德觀念上。這種觀念認為，只有人的理性自主地建構、選擇、並能為人的理性所理解的道德規範，才是文明人應當遵守的道德規範；而凡是不能得到理性證明的道德規範，比如宗教的戒律、傳統的規範、習俗，如果不能得到科學的、理性的解釋，人們就可以隨時拋棄。
哈耶克將凱恩斯視為這種錯誤觀念的一個範本，凱恩斯1938年在《我的早期信仰》一文的一段話曾被哈耶克引用，在這段話中，凱恩斯回顧了自己20歲時(也即上個世紀之交)的精神狀態。當年的他混跡於倫敦的布盧姆茨伯里文人圈(BloomsburyGroup)中，那裏瀰漫著反叛的氣氛，領袖人物是小說家維吉尼亞·伍爾夫(妮克爾·基德曼在最近荷里活的一部電影中講述了她的故事)、福斯特、林頓·斯特拉奇：
“當時,我們根本就不承認我們對遵守一般性規則負有個人義務。我們認為自己有權利根據每一個個別情勢本身的是非曲直對它進行評判,並且認為自己具有成功做到這一點所需要的智慧、經驗和自制力。這是我們當時信念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當然,我們持有這種信念的方式是極為粗暴且極富侵略性的,因此對於外部世界來說,這是我們所擁有的最為明顯的、也是最危險的特徵。我們也完全不承認習慣性道德規範、慣例和傳統智慧。這就是說,我們是嚴格意義上的非道德論者……對於那些需要服從或遵守的道德義務和內在約束力,我們也一概不予承認。面對上帝,我們竟宣稱我們是裁定自己事務的法官。”(《法、立法與自由》，鄧正來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卷，第27頁)
在哈耶克看來，這種非理性的道德觀念，其實正是歐洲大陸啟蒙運動的唯理主義的邏輯必然。這種觀念得到了當時號稱進步人士的著名唯理主義者羅素的支持，正說明了這一點。出身名門、在劍橋讀書時的凱恩斯就已經鄙棄宗教和傳統道德。他認為，赫胥黎的思想已經粉碎了基督教，基督教不僅使人們變得無知與迂腐，而且教徒也只是顯示了頑固的傲慢。在劍橋，他積极參与學生地下組織，信奉托馬斯·莫爾關於革新社會倫理的主張，提倡推翻當時的舊道德體系。莫爾“提倡一種道德的自我陶醉，認為道德是精神狀態的問題，不是行動問題；親密的個人關係和對美的期待是唯一高尚的精神狀態。……最好的生活是與你的朋友關係親呢地生活(凱恩斯是個活躍的同**者)，追求真理和美，沒有任何外界義務，不受一般人的抱負和價值觀的影響，後者是不道德的，因為它們是醜惡的令人厭嫌的。”(阿倫·布洛克著董樂山譯，《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三聯書店，1997年10月，第290頁)
布盧姆茨伯里群體成員間的性關係相當隨便，其中更不乏同性戀者，凱恩斯與多名男性朋友有性關係，其中一名男戀人是英國畫家鄧肯·格蘭特。事實上，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凱恩斯應召擔當重任，凱恩斯就將始終不過是個反叛的文人而已，而不會成為20世紀影響最大的經濟學家。
哈耶克本人並不認為同性戀有什麼不道德之處。他曾說過，“成人之間的私事，即使在大多數人看來是怪異的，也不在致力於實現強制最小化的國家可採取強制行為的範圍之中。”(《哈耶克傳》262頁)他確實反對政府干預這種事情，但這並不意味着社會輿論就不能對其作出不利的評價。尤其是當感凱恩斯及布盧姆茨伯里群體對於整個社會的道德體系予以蔑視和攻擊的時候，哈耶克覺得自己有責任起而反駁他們，捍衛道德與傳統。
這個時代的所有人在遇到麻煩的時候都會說，“這兒有某種道德標準，它妨礙了我的個人選擇，我打破它得了”。哈耶克當然認為這是荒謬的的想法。他認為，正是這種唯理主義的思想觀念侵蝕着西方文明——也即自由文明——的根基，因為，離開道德規範，連基本的社會秩序都不復存在，又何來自由？
然而，理論上的論證是一回事，但理智未必能夠決定感情。他為了自己的幸福，在妻子不同意的情況下費盡心機離婚。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倫敦同事們的道德輿論壓力。以哈耶克自己的理論來推論，這種輿論譴責是完全正當的，因為這正是維護傳統的家庭價值、維護社會的道德規範的力量。事實上，哈耶克自己就承認，自己的做法從道德角度看是“不對的”、“錯誤的”。1978年他接受別人訪談時談到了這一點：
“……我知道我強行離婚是不對的。唉，這件事不堪回首。我所愛的姑娘，我的一個外甥女嫁給別人後，我心灰意冷，就隨便結婚了。那個外甥女是我現在的妻子。但有25年，我都是跟我在心灰意冷之餘娶的人生活在一起，對我來說，她是個好妻子，但我覺得不幸福。她不想跟我離婚，最後我強行離婚了。這肯定是錯誤的，但我還是做了。可能是有一種內在的衝動吧。”當接下來問道他是否會離婚、並且再結婚時，他作出了肯定的答覆，但在停頓、思考了一番后，露出明顯的不快之情，修正了他的答覆，“也許吧”。(《哈耶克傳》199-200頁)
哈耶克經常說，生命是個高度複雜的系統，不能用物理學的線性方法去研究。他因愛而痛苦，又因幸福而焦慮。當作為一種本能的對於幸福——包括愛情——的渴望，與作為一種道德義務的對於家庭的責任發生衝突的時候，即使是一位對理性有最透徹研究的偉大學者，也可能作出連他自己都覺得“錯誤”的抉擇。這倒是又出人意料地證明了哈耶克的根本論斷：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如果人的理性在最簡單的私人事務中尚不能決定情感，那麼，在複雜的公共事務中，完全依靠理性，只能導致災難。
當然，哈耶克告訴我們，在理性不及的地方，道德、傳統將規範人們的行為；然而，如果到了道德、傳統也失靈的時候，就像密爾、凱恩斯及哈耶克本人面對異乎尋常的愛的時候那樣，還有什麼可以規範人們的選擇？如同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及當代中國，人們似乎進入了一個由本能領航的水域。(秋風)
(阿蘭·艾伯斯坦著，秋風譯，《哈耶克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4月，2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