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寬容的愛(1)

甘地的愛就是上帝的愛。他用忍耐的愛敲打着英殖民者的良心，用博大的愛教育和聯合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用犧牲的愛讓人們在仇恨中清醒。甘地是平凡的，他沒有泰戈爾的詩人天才，沒有遭受過瑪拉克里什納的那種神秘夢幻的折磨，也沒有受到維達卡南達的那種不可抗拒的熱情的驅使。他只是一個平凡的人：外表簡樸，學業平庸，毫不出色。他的體力、他的智力絲毫看不出在他的身軀里蘊藏着一種巨大的潛能。但是，甘地確實是偉大的人，他的偉大在於他的堅忍不拔、英勇無畏、孜孜不倦以及為人類的和平而費盡苦心。他的生活是一次努力奮進的長途跋涉，他以常人的步伐，一步步攀登着，當他到達頂點時，我們看到，甘地——他，已經超越常人。甘地自內心發現了和平力量，成功地與他人分享，他幾乎獨自以只手之力將大英帝國趕出印度。為了這個目標，他透過謙恭、耐心、堅持、堅忍等美德的實踐，提升了高於一般人的心靈程度。他曾這樣說：“我始終是個樂觀主義者，這並不是我要證明正義是繁榮的，而是我抱着一個堅定的信念——最後正義一定會繁榮的。”“我的樂觀主義是基於發揮非暴力的、個人能力的無限可能性的信念上。”他所相信的正義和非暴力，是出自徹底地洞察自己，從而無條件地在自己的心靈打下一個對人類的絕對信賴，這信念即使是死也不能奪去、也不能破壞的。甘地時刻都在用悲憫之心憐恤、以光明照耀、以仁愛之心拯救人心的陰暗、權謀的骯髒、暴力的血腥，他用生命譜寫了一個大寫的愛。在使人們斷絕邪惡的鬥爭中，或許他不會成功，或許他會像佛陀和耶穌一樣遭到失敗。但是他的一生對子孫後代是一種教益，為此，人們將永遠牢記他。——泰戈爾他是個天生的宗教家、一個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羅曼·羅蘭在今天，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們自由的締造者，我們的國父。他弘揚了印度立國的傳統精神，高擎着自由的火炬，驅散了四周的黑暗。我們時常不配作他的追隨者，違背他的指示，但不只我們，我們的子孫後代均將銘記國父的指示，銘記這個偉人——他的信心與力量、勇敢與仁愛的精神。我們將決不讓自由之火熄滅！——尼赫魯一位７８歲的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整個世界，賦予世界新的希望；他所顯示的力量，可以勝過原子彈的威力。——倫敦《新聞紀事報》甘地全名叫莫漢達思·卡拉姆昌德·甘地。１８６９年，甘地誕生於印度西部卡提阿瓦半島的波爾班達城。祖父和父親曾是一個小土邦的宰相，也是虔誠的印度教徒。甘地自小受印度文化熏陶，酷愛印度民族文化，同時也受到印度教中有關“非暴力”、“自製”、“寬容”、“以德報怨”等思想的影響。中學畢業后，甘地遠渡重洋，到英國接受高等教育，考進倫敦大學，主攻法學。在英國期間，他潛心研究《聖經》，把基督教義中關於對惡人忍讓的教義與印度教義中“以德報怨”的思想結合起來，得出了“不抵抗”和“自我剋制最高尚”的宗教結論。這一宗教結論後來又演變為政治上的非暴力不合作主義。１８９３年，大學畢業不久，甘地受聘為一家印度公司的法律顧問，到南非任職。在南非期間，他目睹了白人殖民者如何歧視印度人的種種劣行，感觸頗深。這使他萌生了反對白人統治、爭取印度獨立的志向。甘地深入印度僑民當中，創辦學校，出版刊物，開展反種族歧視鬥爭。二十多年間，甘地形成了完整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體系：即用罷工、請願、絕食等非暴力手段，與殖民當局鬥爭，爭取合法權益，最終達到民族自治的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甘地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祖國。他把在南非積累的鬥爭經驗和形成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帶回印度，脫下皮鞋、西裝，穿上土布衣衫，深入群眾，宣傳非暴力不合作主義，並成為印度國大黨的領袖。在這期間，甘地成功地領導過孟買農民的抗稅鬥爭，還領導阿麥達巴德紡織工人按照非暴力不合作路線，堅持罷工，後來又使罷工轉化為絕食，迫使工廠主接受了為工人增加工資的鬥爭要求。經過這些鬥爭，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為廣大群眾接受。國大黨發展成為擁有一千萬黨員的大黨，建立起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機構。甘地也成為印度人民反英鬥爭的最高領袖和“聖雄”。１９１９年，甘地利用印度受十月革命影響的機會，發動了第一次全印規模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反對英國殖民統治。１９３０年，甘地又利用資本主義出現經濟大危機的機會，以反對英殖民政府的食鹽專營法為契機，發起聲勢浩大的食鹽進軍，掀起了全印規模的第二次反英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甘地領導下，並經過長期的鬥爭，直到１９４７年，英國政府被迫放棄對印度的統治權，印度獲得獨立。甘地為之畢生奮鬥的事業，終於獲得勝利。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３日，距印度建國僅剩一天半時間，聖雄甘地趕到加爾各答。此時的他應該留在新德里享受國父的榮耀，但是加爾各答的局勢已經使他不能夠再耽擱一分鐘。當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流血衝突愈演愈烈，為這個國家的前途蒙上了陰影。甘地確實滿心悲哀，他來到加爾各答，後來又來到德里，想要以愛的精神平息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教派騷亂和流血衝突。除了愛，他沒有別的武器。他到處走訪、祈禱、演說，忍受不理解的人們的辱罵和騷亂，他最後的辦法是絕食，“汝行乎，吾死”。他的精神終於感染和震撼了人們，人們的注意力漸漸從“街道上的暴行轉移到這張小床上來了”（尼赫魯語），加爾各答出現了和平和親善的景象。這樣，在同樣是印穆聚居的印度北部的旁遮普省，５萬人軍隊沒有做到的事情（制止宗教騷亂），卻在這座２５０萬人口的，歷史上最倔強最血腥的，現在又即將如火山爆發的加爾各答城裏，由一個手無寸鐵的老人做到了。這就是著名的“加爾各答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