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妻性鴻溝(6)

在20世紀70年代，當身為一個女性主義者的新聞記者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宣稱她將永不結婚的時候，她成了一個女性榜樣。“我通過做一個快樂的不婚者來實現我的人生目標，”她有一次這樣說到，“如果每一個人都結婚，這就不再是一個選擇了。”斯泰納姆說到婚姻時幾乎沒用過什麼好詞，看看她用的那些說法吧：“一種法西斯主義的專政”、“一個奴隸制的莊園”、“一個監獄”，以及一種讓女人變成“半個人”的境遇。她讓這句話聲名遠揚——一個女人需要一個男人就像一條魚需要一輛自行車。這句容易記住的說法成了一代人朗朗上口的標語。斯泰納姆那時認為成為一個妻子對她來說幾乎沒有任何吸引力。她1956年畢業於史密斯大學，曾經有過一個婚約但她很快就解除了。“不想結婚並不需要太多的勇氣”，有一次她這樣講到，“一旦你邁入婚姻，你就沒有別的選擇了，那將是你全部的人生。你用他的姓氏，他的信用記錄，他的社會地位。當周圍有那麼多女人們選擇婚姻的時候，我並不清楚自己何以如此堅持不走這樣一條路。也許是因為我直到12歲才開始上學，錯過了最好的接受訓練的機會吧！”儘管從來沒有被明確地表述過，結婚看起來很像是對姐妹情誼的一種背叛。在出版於1970年並引起巨大反響的《女太監》（TheFemaleEunuch）一書中，傑麥瑞·格瑞（GermaineGreer）回應了波伏娃，聲稱“如果女人們想真正改變自身的境況，那麼她們必須拒絕婚姻”。與此同時，在20世紀的70年代和80年代，妻子的定義也在發生着激烈的變化，以至於那些頑固的傳統主義者對婚姻究竟意味着什麼疑惑不解。女人們不再需要她們丈夫的許可就能開設銀行戶頭或者是開始做一檔生意。“領袖和統治者”的法律，賦予丈夫能夠控制任何家庭收入的權力也被廢止了。一個男人不再被允許從身體上統治他的妻子。丈夫如果強姦妻子會被起訴。女人們在婚後有權力保留自己的姓氏，還可以單獨居住。留在家裏照顧家庭事務的女人們在婚姻解體的時候分到的家庭財產佔有更為公正的比例。在這些年裏，根據統計數字，妻子們在勞動力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根據女權主義者們的論述，這種現象之所以形成是停滯的工資、漸漸以信息和服務作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和對生育的有效控制一起作用的結果。女性主義提供了一種很有影響力的意識形態對這種社會變更既提供闡釋又以此來鼓舞女性。40年之後，在重新對女性的社會角色進行定位的時候，這種社會變更是獲得良好的聲譽還是受到責備完全有賴於究竟是什麼人在實踐這些言論。此即有關妻子的種種傳說變得複雜的原因所在，亦是現代妻子的22條軍規萌生之由來。因為絕大多數女性還是會成為妻子，或者說至少在她們一生中的某個階段她們會擔任這一角色。但是這些女人幾乎全部都在家庭之外工作，這一現象導致在將妻子分類時出現了困難。事實上，20世紀70年代在越來越多的妻子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後，女性自身經常抱怨說她們需要家庭的支持。這一女性戰鬥號召由朱迪·賽菲絲（JudySyfers）的那句具有諷刺意味的名言“我為什麼需要一個妻子”首次得到了體現。這篇文章1972年發表於發行量很大的《女士》（Ms）雜誌上。這期雜誌的封面形象很精確地傳達出了現代妻子的沉重負擔：一個懷孕的女人長着八條胳膊，摹仿着印度教里八手女神杜卡。她的八隻手中分別拿着現代妻子的不同裝備：一個煎鍋，一個時鐘，一個撣子，一台打字機，一個方向盤，一個熨斗，一個電話，還有一面鏡子。賽菲絲的想法很是有點意思：現代的妻子自己也需要一個妻子。只有一個細節令人煩心：這種新式的能幹的妻子到哪裏去找呢？在20世紀後半葉結婚的許多女人對承擔家務，養育孩子或者是其他的家庭事務受之泰然。有一些正在（或者已經在）行使她們的特權。但是越來越多的女性之所以選擇婚姻是因為這是她個人的需要或者是經濟上的需要。這是20世紀對婚姻以及妻子的重新定義這一意義深遠的事實所決定的。婚姻不再是一種公共的、宗教的契約，而是在兩個人為了在對方那裏尋找快樂和自我表達而結成一個情感上的聯盟的時候獲得的一種道德上的評價。這不再被看作是“高尚的職責”——19世紀末的美國高級法院曾經這樣描述婚姻。1965年，法官在描述這種情況時很是含糊地說是“兩個個體的聯合體”。這就意味着夫妻之間那種互惠的法律契約被一種更為嚴厲的暴政所代替了——那就是期待婚姻是為了快樂和自我滿足而締結。愛，而不是法律，變成了新的嚴厲的婚姻的主人。人們結為夫妻不僅僅是為了尋求安全，有一個家，同時還是為了尋找浪漫，為了冒險，為了短暫的快樂。2000年時曾經有一個社會調查探詢了人們對婚姻的看法，受訪者的答案說明現實的理由對婚姻沒有那麼重要。“什麼東西能夠締造一份好婚姻？”男性和女性都把“尊重對方”放在了第一位，“愛”是第二位的答案。緊接着是“性方面的忠誠”、“交流彼此的感覺”以及“保持浪漫”。對於男性和女性而言，“經濟方面的保障”都被放得比較靠後，僅僅有59%的人宣稱這對於一個穩定、和諧的婚姻是有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