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妻性鴻溝(7)

女人想成為妻子有一個最為主要的理由。但這裏有一些更為基本的理由。就像“丈夫”這個詞一樣，“妻子”是沒有同義詞的。這就意味着她代表着一個獨一無二的位置。在西方文化中——至少是現在，一個男人只允許有一個妻子。即使是像西蒙·德·波伏娃這樣對妻子角色百般詆毀的女人也無法真正不被這個詞的意義所束縛。在寫給她的愛人，作家納爾遜·阿爾傑恩（NelsonAlgren）的許多信中，她把他稱為丈夫而把自己稱作他的妻子——我最親愛的丈夫這一封信中她這樣寫到：“你必須經常寫信給我，我最深愛的朋友和愛人，我親愛的丈夫，讓我們永遠都不要感受離別之苦……我們從未分開，我們永遠都不要分開。”寫這些信的時候，西蒙·德·波伏娃正在處於《第二性》的寫作過程中。很明顯，這個女作家在尋找情感的浪漫，而這浪漫中最動心的時刻只有合法的婚姻關係才能提供。一點都不令人驚訝，波伏娃有時候會表現出與她被人們所知的一面大相逕庭的另外一副模樣，或許這是她的缺點？在她寫給阿爾傑恩的另外一封信中，她這樣講到：“我為自己對你心懷崇拜而倍感羞恥，我好像找不到什麼可以去表示反對。如果男人們真得像傳說的那樣對崇拜他們的女人充滿了蔑視，那我想我正在犯下這愚蠢的錯誤。你是怎麼變成一隻大鱷魚的啊？我又是怎麼變得像一隻膽怯的青蛙？”（阿爾傑恩並不是讓波伏娃陷入到這種“妻子”式迷失中的惟一一個人。傳記作家後來發現表面上波伏娃和哲學家薩特終身保持着一種平等關係，但事實上她經常處於被對方征服的地位。當他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波伏娃會稍稍屈身，好讓身材矮小的薩特看上去稍微高一點。她給薩特買裝飾精美的皮革封面的筆記本，但她自己在寫作時用的是廉價的學生作業本。1980年，薩特在彌留之際，終於承認了她所做的犧牲，他對波伏娃說：“你是一個好妻子。”）妻子這個詞所具有的奇異涵義——正如“丈夫”這個詞所具有的那樣，包含了一些美好的幻想，人們對這兩個詞念念於心，以為獲得了這樣的身份，愛情便能長久，兩人便能長久相守，再不分離。在2001年9月11日之後，我們目擊了更多的訂婚和結婚場面。這一點也可以用來解釋雷蒙德·卡沃（RaymondCarver）為什麼要和詩人苔絲·加拉赫（TessGallagher）結婚，他已經深愛她許多年了，但一直到1988年他才和她舉行了一個小型的結婚儀式。這時候，他已經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了。有一首詩是他在生命的最後時期創作的，名字叫《珍愛》（Cherish）。這首詩描述了在結婚後他注視着她，無法確定她在他生命中所佔的位置：“如此說來，依靠/款款而來的妻子，如果我能夠，當我呼吸，每一片匆忙墜落的花瓣/依然能夠尋找到她的蹤跡。”甚至是格洛麗亞·斯泰納姆這個獨身生活的鼓吹者也結婚了。在2000年9月6日，她嫁給了大衛·巴勒（DavidBale），一個她認識了僅僅才十個月的男人。她和他是在一個女法官舉行的酒會上認識的。一點都沒有懸念，這個66歲的女性主義者的婚禮沒有像一般的婚禮那樣鋪張——沒有白婚紗，沒有被放飛的白鴿，沒有禮物。這位新娘穿的是藍色牛仔服。媒體沒有把斯泰納姆的婚禮當作一個歷史的里程碑而是將其當成了一個很有趣的新聞點，一個千禧年玩笑。“這就像是回教教法教長和伊斯蘭斷絕關係”，英國的《每日電信報》（Telegraph）這樣評論這件事。《紳士》（Esquire）雜誌在提到斯泰納姆的婚姻時用了一個標題“2000年的可疑成就”，宣稱“這件事證明魚需要一輛自行車”。在婚禮之後接受訪問的時候，斯泰納姆講到了婚姻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地位。“對我們來說，我們需要通過一種方式來表明把彼此交託給對方，”她對《時代》雜誌講到，“如果我們還年輕，也許我們會生一個孩子或者做點別的什麼事來表明我們已經彼此託付。”她提出一個觀點：“26歲結婚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乾的事，66歲結婚則是一個反叛者乾的事。”因為這時候成為一個妻子不再意味着屈從，“如果我在人們建議我結婚的時候結婚，我會喪失我作為一個公民的許多權利”，她對《密爾沃基日報》（TheMilwaukeeJournal）的戴維·迪恩（DaveTianen）說：“現在一份平等的婚姻已經成為可能。”但是在我們對這一角色表示贊同，認為一個優秀的家庭婦女“政治上正確”之前，先看一下在這場典禮上“妻子”這個詞被賦予了什麼樣的位置吧——畢竟斯泰納姆是一對夫婦中年紀較大、更有影響也更有名的那一個。斯泰納姆和巴勒把他們自己稱作“夥伴”，這個溫和中性的說法表明他們力圖成為一個內部平等的共同體，在這種模式中，沒有對財產所有權的規定，沒有家庭中的奴役，也沒有征服與屈從。事實上，巴勒很高興成為一個不是那麼有主導權的夥伴。婚禮之後不久，這對夫婦在《20/20》節目中接受芭芭拉·沃爾特茲（BarbaraWalters）的訪問時，巴勒開玩笑說他很少自我介紹是“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先生”。（很不幸，這對伴侶共同走過的人生旅程很是短暫，2003年1月巴勒因為腦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