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 妻子的價值(10)

瑪麗·嘉芙蓮·伯根約收到了許多封支持和讚揚她的信。但是在其他專職妻子中間，這一任命也是她們聚會時喜歡拿來批評的一個話題。“我覺得她拿薪水有些不妥”，一個心直口快的家庭主婦這樣說，她在多倫多的慈善界很是活躍。“如果她想賺錢，她應該出去找一份工作。”她說校長夫人這一角色應該被看作是“榮譽”。大學周圍的小報說鮑博·伯根約在每年35萬美元的薪水之外，又讓妻子拿工資是變相增加收入的方式，不然這就是為了少納稅想出的主意。對於這些說法，伯根約覺得很好笑。他現在的薪水比他在美國當系主任時要少很多。“如果瑪麗·嘉芙蓮或者是我對錢很感興趣”，他說：“我們還是待在美國算了”。《多倫多明星報》（TorontoStar）上的一篇文章說瑪麗·嘉芙蓮·伯根約是因為“閑談”才被支付薪水的，這個詞讓她很是不悅。《獨立報》上的大標題“愛錢的瑪麗”也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我們結婚的時候，他比教堂里的老鼠還要窮”，她搖着頭，滿是無奈。當我前去採訪的時候，瑪麗·嘉芙蓮來到多倫多才僅僅6個月，但是她已經進入了新角色。“我把自己看作是兩代人之間的橋樑”，她說。但是當她談到離開她待了25年的家庭時，她的眼睛湧出了淚花。她的兒孫們依然生活在美國，因為在大學裏的工作，去年12月，當她的女兒參加博士論文答辯時，她無法趕去和女兒分享這一重要時刻。回到多倫多以後，伯根約夫婦的私人時間少了很多。因為他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壓力，她不願意對他傾訴自己的煩惱。“如果我為什麼事情感到心煩，我很少說出來”，瑪麗·嘉芙蓮說。她還說自己越來越適應新角色了。“我從來沒有喜歡過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但這並不難。”她然後糾正自己的話說：“但是我並不是焦點——我丈夫才是。”與17世紀相比，女人的工作所得到的承認如果換算成金錢的話，並沒有太大的提高。那個時候，維吉尼亞公司向美國輸入了140名單身女性，她們的身價在120鎊到150鎊煙草之間。女性主義者和女性主義經濟學家曾經試圖把妻子做的那些沒有報酬的工作準確量化，但是基本上都失敗了。這是一塊根本就缺乏標準的混亂疆域。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有人認為諸如此類的勞動是為了愛而做的，而不是為了錢——這就造成了難以衡量此類勞動的經濟價值的局面。當然，家庭主婦也在經濟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儘管這種貢獻很難被量化。幾個世紀以來，家庭主婦與經濟狀況相互影響，比如家庭主婦作為家庭中“最主要的採購商”，直接把自己與經濟聯繫到了一起。照顧家庭的妻子們也經常參加一些非贏利性的活動，比如為孩子的學校、慈善機構或者是社會團體擔任志願者，這樣的工作是不會被付給薪水的，也很難說有多少經濟價值。自從家庭主婦能夠從賺錢養家者那裏獲得補償以後，負擔一個家庭的費用就上下浮動很大，這與那個負責養家的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價值是一致的。只有在婚姻結束的時候，妻子的工作才會被換算成經濟上的收益，比如離婚或者是因為家庭主婦的意外死亡造成家庭破碎后提起的訴訟中。通常，法庭會運用“市場取代理論”來計算應付數目。這種理論把家庭主婦做的各種家務雜事——洗衣、駕駛、煮飯、招待客人、照看孩子——按照雇傭工人來做這些事情應該支付的費用給予評估。2000年，維吉尼亞州的埃德爾曼金融公司以8小時工作日作為根據，計算出一個家庭婦女每年所做的工作應該得到674700美元，或者說每個月應該得到58000多美元。但是這一說法沒有得到廣泛的接受。一些經濟學家把給瑪麗·嘉芙蓮這樣的專職妻子支付薪水看成是開明之舉。“情況並非如此”，史丹福大學的教授、經濟學家邁拉·斯特拉博（MyraStrober）這樣說：“妻子的工作並沒有被認真對待。”斯特拉博因為曾經為洛納·溫特的離婚案件擔任專家證人，而成了法庭上的名人。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斯特拉博說當一個女人或者是一個男人花費時間去培養一段婚姻的時候，應該用傳統的人類資本理論來看待這件事。她的意思是說夫妻中的一方對另一方的事業做出了資本投資，這往往發生在事業剛剛起步的時候。正如斯特拉博所表述的那樣，當你在做投資的時候，你會期待得到與事業的最終價值一致的回報。瑪麗·嘉芙蓮·伯根約的事例以一種很平靜的方式提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那些無形的工作到底具有什麼樣的價值呢？這其中的絕大部分是由女人做的。一直到1996年，家務勞動在加拿大的人口普查中才開始被涉及到。這是薩斯喀徹溫省的家庭主婦卡羅·李（CarolLee）抗議的結果，1991年，她拒絕填寫人口普查的表格，因為那上面的內容把沒有收入的家庭主婦說成是不工作。現在的人口普查對家務活動進行調查，但是將其稱為“不被付費的勞動”。根據加拿大統計機構的計算，加拿大每年的家務勞動被賦值300多億美元。但是國民生產總值並不把不被付費的家務勞動計算在內。國民生產總值是用來表示經濟中產品與服務總值的，是表明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的關鍵指標。正如羅伯特·甘迺迪在談到國民生產總值時說到的那樣：“它計算每一件東西，簡而言之，除了那些家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