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 妻子的價值(11)

經濟學家總是開玩笑說如果一個單身漢雇一個管家，並為她的工作支付報酬，她的工作就能被看作是為國民生產總值做出了貢獻。但是如果這個管家結了婚，繼續做同樣的工作——沒有報酬——她的工作就不再被當作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一部分了。如果要重新計算那些無形的勞動的價值首先需要對經濟學的一些基本概念重新界定。經濟學家瑪麗安·弗博（MarianneFerber）是伊里諾斯大學的退休教授，芭芭拉·博格曼（BarbaraBergmann）是馬利蘭大學的教授，她們曾經是甘迺迪總統的經濟顧問，這兩位經濟學家一直致力於研究女性的工資問題、孩子撫養問題和其他一些直接對女性產生影響的經濟政策。但是儘管她們在經濟學界取得了很高的聲譽，對於公眾來說，她們的名字依然是陌生的。（從來沒有一位女性經濟學家獲得過諾貝爾獎。）很諷刺性的是，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學術界自身引起的。女性經濟學家被聘用的幾率很低，在那些相對更有影響的大學中這一情況更為突出。2003年，耶魯大學的經濟系沒有聘用一名女教員。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僅僅有一名女教授。史丹福大學的情況與此相同。在麻省理工學院25名經濟學教授中有2名是女的。在普林斯頓，這個數字是3比32。多倫多大學有8名女教授被聘用，男教授則是40名。變化正在發生。在新一代經濟學家中有許多女性，她們對家庭經濟重新思考。她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四五十歲左右，20世紀的婦女運動興起的時候她們正好在最為關鍵的成長時期。舊的經濟模型沒有為探討社會問題提供可能性，但這些社會問題與市場經濟體制存在許多矛盾，需要引起足夠的注意。這也就意味着這些課題正在成為研究的重點。例如哈佛大學經濟系的第一個女教授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Goldin），曾經研究過避孕藥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在1990年出版了《理解性別差異：美國女性的經濟史》（UnderstandingtheGenderGap：AnEconomicHistoryofAmericanWomen）一書，對女性的經濟活動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古典經濟學模型目前正在接受詳細審查。斯特拉博曾經研究過亞當·斯密的著作。亞當·斯密（AdamSmith）是英國的一名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國富論》（TheWealthofNations）。他之所以贏得盛名是因為他在這部書中提出了“看不見的手”這一概念。但是他也因為“供應”這一不大為人所知的思想受到推崇，所謂“供應”在他看來就是“生活的用品和服務的生產與分配”。斯圖拉博說斯密關於供應的思想已經過時了，同時主流經濟學也在經歷着一個重大轉變。她還對人們所熟悉的像“效率”這樣的經濟學概念提出了質疑，她舉的例子是那些抽出上班時間帶孩子去看醫生的女人。“每個人都認為這會降低生產力”，斯特拉博說：“我們需要問的是，降低的是誰的生產力？我們必須要問，當經濟是一個整體的時候，我們努力去追求的到底是什麼？我們的價值何在？”主流經濟學理論依然和亞當·斯密的思想保持一致：每個個體都是“理性的人”，追求他或她的個人利益。經濟學家南茜·弗貝爾（NancyFolbre）在她出版於2002年的《看不見的心：經濟學與現實》（TheInvisibleHeart：EconomicsandReality）一書中追問到：如果市場運行得很好，為什麼照顧孩子的工人的工資低到這個行業不得不陷入困境了呢？這將使那些照看者很難去建立一種良好的關係。正如她說的那樣，照顧這樣一種勞動不符合標準的經濟模型，在那種模式里它被分為了有償和無償兩種。這是因為人們經常為了幫助別人而獲得的內在滿足，寧願在工資很低的情況下去做這項工作。古典經濟學顯然無法體現這樣一種勞動的真正價值。但是這裏還有另外一個問題需要強調：從事不被支付報酬的家務勞動的大部分是女性，一旦她們進入工作領域那麼女人的勞動和所謂的照顧性工作的市場價值都會下降。在審判英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蘭伯特夫婦離婚時，**官索普說了一句讓那些為了照顧家庭選擇犧牲自己的職業前景的妻子們備受打擊的話：“養家口的人承受的壓力越大，他作為丈夫和父親在物質上和感情上的能力就越差。”這句話還可以用來描述家務勞動，也就是說當丈夫和父親有許多工作是不被支付報酬時——也可以說成是妻子和母親——他們的價值就被低估了。2002年，哈里·蘭伯特宣佈他不會多給他前妻一便士。當被問及她是否認為她的婚姻是一種平等的夥伴關係時，瑪麗·嘉芙蓮·伯根約沉思了片刻，然後很謹慎地說：“在每一樁婚姻里，總會有一個時期雙方的地位不那麼平衡。這並不是壞事，但是它會上下起伏”，她停了下來。“當我們結婚的時候，我們是平等的”，她說。然後她思考了一下。“事實上，這並不是真實情況。那時候他很窮。他不會開車，是我教會了他開車。我負擔著我們兩個人的生活。”她再一次停下來陷入了思考。“你知道，這麼多年來，我已經差不多忘了這些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