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學小史(11)

十五、當年傾慕的幾個人物吾父放任我之所為，一不加禁，蓋相信我是有志向上的人，非趨向下流，聽其自己轉變為宜。就在此放任之中，我得到機會大走自學之路，沒有落於被動地受教育地步。大約從十四五歲到十**歲一階段，我心目中有幾個傾慕欽佩的人物，分述如下：梁任公先生當然是頭一個。我從壬寅、癸卯、甲辰（1902年—1904年）三整年的《新民叢報》學到很多很多知識，激發了志氣，受影響極大。我曾寫有紀念先生一文，可參看。文中亦指出了他的缺點。當年欽仰的人物，後來不滿意，蓋非獨於任公先生為然。再就是先舅氏張鎔西先生耀曾，為我年十四五之時所敬服之人。鎔舅於母極孝，俗有“家貧出孝子”之說，確是有理。他母親是吾父表姐，故爾他於吾父亦稱舅父，且奉吾父為師。他在民國初年政治中，不唯在其本黨（同盟會、國民黨）得到群情推重信服，而且深為異黨所愛重。我在政協《文史資料選輯》中寫有一文可參看。惜他局限於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未能適應社會主義新潮流。再就是章太炎先生（炳麟）的文章，曾經極為我所愛讀。且驚服其學問之淵深。我搞的《晚周漢魏文鈔》，就是受他文章的影響。那時我正在傾心學佛，亦相信了他的佛學。後來方曉得他於佛法竟是外行。再就是章行嚴先生（士釗）在我精神上的影響關係，說起來話很長。我自幼喜看報紙。十四歲入中學后，學校閱覽室所備京外報紙頗多，我非止看新聞，亦且細看長篇論文。當時北京有一家《帝國日報》常見有署名“秋桐”的文章，討論憲政制度，例如國會宜用一院制抑二院制的問題等等。筆者似在歐洲，有時兼寫有《歐遊通訊》刊出，均為我所愛讀。後來上海《民立報》常見署名“行嚴”的論文，提倡講邏輯。我從筆調上判斷其和“秋桐”是一個人的不同筆名，又在梁任公主編的《國風報》（一種期刊，出版於日本東京）上見有署名“民質”的一篇論翻譯名詞的文章，雖內容與前所見者不相涉，但我又斷定必為同一個人。此時始終不知道其真姓名為誰。後來訪知其真姓名為章士釗，我所判斷不同筆名實為一個人者果然不差。清廷退位后，孫中山以臨時總統讓位於袁世凱，但黨（同盟會）內決議定都南京，要袁南下就職，《民立報》原為黨的機關報，而章先生主持筆政，卻發表其定都北京之主張。黨內為之嘩然，又因章先生本非同盟會會員，群指目為報社內奸。於是章先生乃不得不退出《民立報》，自己創辦一周刊標名《獨立周報》，發抒個人言論。其發刊詞表明自己從來獨立不倚independent的性格，又於篇末附有寄楊懷中先生（昌濟）長達一二千字的書信。書信內容說他自己雖同孫（中山）、黃（克強）一道奔走革命，卻不加入同盟會之事實經過（似是因加入同盟會必誓言忠於孫公並捺手指印模，而他不肯行之）。當時他所兄事的章太炎、張溥泉兩位，曾強他參加，至於把他關鎖在房間內，如不同意參加便不放出（按此時他年齡似尚不足二十歲），而他終不同意。知此事者不多，懷中先生卻知道，可以作證。《獨立周報》發刊，我曾訂閱，對於行嚴先生這種性格非常喜歡。彼此精神上，實有契合，不徒在文章之末。其後，章先生在日本出版《甲寅》雜誌，我於閱讀之餘，開始與他通信，曾得答書不少，皆保存之，可惜今盡失去。其時正當孫黃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圖謀帝制，人心苦悶，《甲寅》論著傳誦國內，極負盛名。不久章先生參預西南倒袁之役，擔任軍務院秘書長。袁倒黎繼，因軍務院撤銷問題，先生來北京接洽結束事務，我們始得見面。但一見之後，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為當國家多難之秋，民生憔悴之極，有心人必應刻苦自勵，而先生顧以多才而多欲，非能為大局負責之人矣。其後細行不檢，嫖、賭、吸鴉片無所不為，尤覺可惜。然其個性甚強，時有節概可見，九十高齡猶勤著述（我親見之），自不可及。十六、思想進步的原理思想似乎是人人都有的，但有而等於沒有的，殆居大多數。這就是在他頭腦中雜亂無章，人云亦云，對於不同的觀點意見，他都點頭稱是。思想或雲一種道理，原是對於問題的解答。他之沒有思想正為其沒有問題。反之，人之所以有學問，恰為他善於發現問題，任何微細不同的意見觀點，他都能覺察出來，認真追求，不忽略過去。問題是根苗，大學問像是一棵大樹，從根苗上發展長大起來；而環境見聞（讀書在其內）、生活實踐，則是它的滋養資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統。思想進步的原理，一言總括之，就是如此。往年曾有《如何成為今天的我》一篇講演詞（見於商務館出版的《漱溟卅後文錄》），又舊著《中國文化要義》書前有一篇《自序》均可資參看。十七、東西文化問題我既從青年時便體認人生唯是苦，覺得佛家出世最合我意，茹素不婚，勤求佛典，有志學佛，不料竟以《究元決疑論》一篇胡說瞎論引起蔡元培先生注意，受聘擔任北大印度哲學講席。這恰值新思潮（“五四”運動）發動前夕。當時的新思潮是既倡導西歐近代思潮（賽恩斯與德謨克拉西），又同時引入各種社會主義學說的。我自己雖然對新思潮莫逆於心，而環境氣氛卻對我這講東方古哲之學的無形中有很大壓力。就是在這壓力下產生出來我《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這書內容主要是把西洋、中國、印度不相同的三大文化體系各予以人類文化發展史上適當的位置，解決了東西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