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 Left bank

左岸是一個方位名詞。這個名詞，只屬於塞納河。我在巴黎市區里轉的時候，塞納河像一根綢帶，始終牽扯着我的目光，拴絆着我的腳步。巴黎所有的景緻，幾乎都分佈在塞納河的兩岸。凡爾賽宮因為隔得遠了一點兒，路易十四差人挖了一條長長的河道，讓塞納河水七拐八拐地流到他的皇宮門前。巴黎因塞納河而生動。它給巴黎的繁華和喧鬧注入了多少香氛和彩霧，為巴黎的早晨和夜晚稀釋了多少化不開的濃稠。塞納河因巴黎而高貴。巴黎在岸上，映在水裏的是愛麗舍宮、羅浮宮、艾菲爾塔、凱旋門、香榭麗舍大道、巴黎聖母院、協和廣場、巴黎歌劇院。它們像童話里的星星和鑽石，把塞納河的眼睛晃暈了。水流到這裏，彷彿走不動，也彷彿是不想離開。還沒去巴黎的時候，就知道塞納河有一個左岸。左岸在右岸的對岸，它是被貴族們遺棄的地方，當巴黎的貴族們離開左岸擠入右岸，左岸就成為另一種貴族的天地，他們是學者、詩人、藝術家。於是左岸與右岸就有了一種天然的區分，左岸就有了右岸所沒有的東西。左岸的咖啡館、左岸的畫室、左岸的舊書攤、左岸的大學城、左岸的教堂、左岸的樹林，還有左岸的幽靜。這裏是聖日爾曼街的哲學家們口若懸河的地方，是薩特和波伏娃談情和寫作的地方，是索爾邦大學的青年學生用拉丁文用功苦讀的地方。藝術家們則喜歡坐在左岸的丁香樹下，支起畫架，將右岸的奢糜和污濁塗抹在畫布上。因為左岸的自由和包容，所有流浪到巴黎的藝術家都聚集在左岸，這裏一時間曾擠滿了衣裳奇特、鬍子怪異的人。他們佩戴着用紙和樹皮製作的領帶，將短褲套在上身當襯衫，用金錶換一雙破爛拖鞋，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大醉之後的一頓噴發，就有驚人的作品問世。這是左岸的奇迹，粗茶淡飯、破衣爛裳，成就左岸最輝煌的時代。左岸記得，畢加索初到巴黎的時候19歲，他還不知道左岸未來會成為藝術的中心。1900年，一幅畫還抵不過一杯啤酒、一杯熱咖啡或者一塊蒜蓉麵包。可是塞納河很快就熟悉了畢加索那矮胖的身材，炯炯有神的黑眼睛，長長的劉海，以及他那支短短的歐石南根煙斗中冒出的淡灰色煙霧。從美國來的鄧肯女士與其一群追隨者，則在左岸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翩翩起舞。在這裏，似乎每個人都能尋找到快樂，找到藝術的原創力。這當然是老一輩子的左岸。左岸與右岸有兩種不同的風情。右岸是成功者揮金如土的樂園，左岸是年輕人想入非非的溫床。許多人在左岸做夢，在右岸圓夢。許多人抵制右岸，嚮往左岸，是不想讓生命慵懶、壞掉，不想讓生活停滯、混亂。然而，在去巴黎之前，我看見了艾爾斯肯的《左岸之愛》，我才知道，自1960年前後的那一股世界性風潮也襲擊了左岸。這裏不再是想像中的凈土，也有不可思議的東西發生着。艾爾斯肯拿着相機，以一個充滿激情的觀察者身份，徘徊在左岸咖啡館一帶的夜生活里，抓拍那些在陰影中跳舞喝酒吸毒的年輕人。女孩子們把眼圈塗得很黑，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老得多。男孩子們也在艾爾斯肯的左岸場景中生動出鏡，他們像一群無家可歸的被放逐者，在左岸的空氣里播散着汗臭和精液的味道。我承認，被艾爾斯肯捉住的，是上一輩子的左岸。那麼，這一輩子的左岸是什麼樣子？左岸對巴黎曾經有啟蒙的意義，當高大的艾菲爾塔在左岸豎起，巴黎一下子就從古典走進了現代。只是，現代來到巴黎的時候，左岸也改變了。岸上留下太多美麗而頹喪的記憶。我其實就是為了那些記憶，而來尋找這一輩子的左岸。這是一個白天。左岸的白天太寂靜了，位於第六區聖日爾曼大街的植物咖啡館尤其寂靜。羅蘭·巴特經常光顧這裏，在這裏構思他的自述，偶爾與他的男友會面。羅蘭·巴特也許是左岸最後一位大師級人物，多少有一點孤單和怪異。因為外面的光線太強，一個紳士樣的男人選擇了屋內這扇窗。看他的年齡和長相，肯定不是羅蘭·巴特。看他的氣質，也許是個戲劇家或詩人什麼的。這裏的確適合構思，也適合像薩特與波伏娃那樣的交談。不用擔心有人來打斷，來到左岸的人都愛說話，也樂意傾聽。我在門口找了一個位置坐下了。雖然沒有人說話，可我居然有一種傾聽的感覺。我聽見這間屋子裏有許多種聲音在發出，在交叉。雖聽不懂他們說什麼，卻非常熟悉裏面的內容。因為那些內容，我在書里讀過一百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