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寒梅落盡香如故(1)

在那狂暴的年代，整個滬劇界被批鬥的人群中，有兩個寧死不屈的人：一個是人民滬劇團的原黨支部書記陳榮蘭，另一個是努力滬劇團的原團長、我母親顧月珍。1970年1月12日，我還在北京房山縣南如公社的人民日報農場勞動，突然接到一份加急電報和長途電話，告知母親病危催我速歸。我火速坐上了南下的列車，在卧鋪上翻滾，心事灼燙了被單，只得蹭下窄梯，按下折凳，從窗縫中偷吸凜冽的寒風。窗外是漆黑的夜，緊追不捨，有時舉近一簇燈火，又迅捷移走。往事如夜，墜彎了我的心弦。1965年我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人民日報社工作，每年有一次探親假。假期回家我總是感覺到母親背負着沉重的心理包袱，究竟是什麼呢？我只能從弟弟的嘴裏和母親的語言碎屑里略知一二。作為母親唯一的女兒，總希望能給她減輕點什麼。可是能做什麼呢？母親不就是想演現代戲革命戲嗎，那又何錯之有呢？六十年代初，母親把上海革命烈士茅麗英的事迹改編成《龍華塔下》，稍後又把老舍的《全家福》改編成現代戲《破鏡重圓》，以歌頌人民警察。老舍先生支持母親改編，回信中說：“祝賀你們演出成功。”上海市文化局還組織了文藝界觀摩演出。顧月珍自解放初就堅持演現代戲革命戲，成為市文化局推動戲曲革命的一面紅旗；市文化局和劇協領導的表揚又堅固了她的精神支柱。《上海戲劇》刊齣劇評家龔義江的文章《可貴的責任感》，文中說：“這戲的演出正當滬劇‘西裝旗袍戲’風行之際……顧月珍說‘文藝工作者是黨的宣傳員，我們不能忘掉自己的責任’。於是提出了上演現代劇的要求，並提出了這樣一個歌頌新社會的劇本。”（指《破鏡重圓》）作者列舉了顧月珍所上演的一串現代戲劇目，而後又說：“這些戲的演出過程，同時也往往就是她與各種對現代劇的非難，和演出現代劇主客觀所存在的各種困難的鬥爭過程……”我深深感謝作者，感謝作者對母親這種單一追求的了解與理解。六十年代中期，母親與她的直接上司區委宣傳部副部長孫紹策有了分歧，有了磨擦。我只有隱隱的感覺，但是我一直弄不清分歧的癥結是什麼。在現實里，中央也是依據下面的情況在不斷地調整方針與政策，有經驗的幹部對上會有許多對策，東風東走，西風西走，從不自作主張固定於一個方向。而我的母親卻只會認準一個方向，一條道走到底。按孫紹策的話說“她是一個十分簡單的人”。而孫紹策則反之，我親歷過他的那種不簡單。那是我上大學的第二年暑假。我迷戀於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通過墳墓，我們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書中的這句名言叩開了我的心扉，催長了“生而平等”和“平等對話”的願望；同時，又借了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帶回家躲在客廳的套間裏看得昏昏沉沉。母親居家養病，孫紹策是常客，他一來就在客廳里說革命大道理，滔滔不絕一套又一套。我憑直覺厭煩這種口若懸河旁若無人的狂傲，但他是母親的入黨介紹人，是母親的上級，母親對他惟命是從，並欣賞他的口才與幹才。那一天，他走了進來，由於沒有準備，我下意識地起立，慌慌地把書藏於背後，他只遠遠地一瞥就報出了書名：“你在看《呼嘯山莊》，喜歡勃朗特姐妹的書嗎？”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孫紹策其貌不揚，頭上有癩疤，舉止不雅，言語中略帶幾分痞氣。沒想到目光竟如此銳利，我不由閃出几絲驚懼，几絲欽佩，臉像窗外的彤雲噗的飛紅一片。大學裏還未開歐洲文學史課，小說是從高班同學那裏借來的，據說任課老師對這一對姐妹持批判態度，書自然不能亂看。我從上海去北京，和工農學生及調干生相處，嬌驕二氣就成了我的辮子，“上海小姐”也成了我的帽子，看這種書若是讓學生黨支部知道，那便會成為“迷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走白專道路”的榜樣。所以孫部長能一眼洞穿令我心驚肉跳，唯恐他去告訴母親，把這書當作黃色小說抓了，那才是大事不好，我惴惴地說：“儂不會告訴我母親吧？”哪知他拖過一把椅子穩穩坐定，欣賞我的窘態，唇邊盪開得意之花，微微壓低嗓音：“怎麼會呢？她是一個十分簡單的人。只知道人生三件事：入黨，進國營，演戲給**看。”他說的是事實，但以一種揶揄的口吻說直讓我有些受不了。我猛地甩出一句話，自以為是一發炮彈：“您怎麼知道勃朗特姐妹？您一定看過她們的書！”孰料，他笑聲琅琅，洞若觀火：“最高學府的大學生，你別挑理。**人要批判舊世界，就要了解舊世界，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你說是不是？”我不能容忍他言詞中嘲謔的外殼，卻欣然接受那些堅實的內核。有人說過他的一則軼聞，說他在香煙殼子上寫幾個字，就能上台口若懸河地說上半天，台下的人不瞌睡，不溜號，還報以熱烈的掌聲。大約是我臉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讚歎，他的笑容便柔和起來，他站起身，取出夾在腋下的一個紙包，小心翼翼地放於桌上，解開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報紙，是一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早聽說你愛看書，給你帶來了一本。”《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本泛黃的舊書。從來沒有聽說過。我抬頭望着他，他讀懂了我的目光，輕輕解釋：“知道《金瓶梅》吧？這是外國的《金瓶梅》。比《金瓶梅》還《金瓶梅》。北京大學的高材生，可以看看，一星期後還我。”在那個封閉的年代，小說里的愛情描寫都被視為非禮，《金瓶梅》只是聽說過，說裏頭有直露的黃色描寫，這個外國的《金瓶梅》會是怎樣呢？在一個求知慾甚旺的年齡里，我哪裏受得住這種好奇的刺激，但又絕對要背着母親看，就從煙紙店裏買來一張牛皮紙，把書皮和扉頁都嚴嚴實實地包了進去，摺疊出四隻堅固的小角。於是十九歲的女孩進入了另一個閱讀世界，自然辨不清**與色情的差別，從小耳濡目染的是中國古文化的雅潔，從小敬佩母親出污泥而不染的守身如玉，所以隨着閱讀的深入，東方的正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徹底地打了一架，打得我心慌意亂，暈頭轉向。一個星期後，孫部長來了。我乘他一個人在客廳的時候把書還給了他。他看見新包的書皮，嘴角翹出一絲微笑，帶着善意，帶着戲謔，興緻勃勃地問：“好看嗎？”我憑直覺不敢承認，如一頭小牛頂起了尖尖的角：“不好看，不好看。”我的怒氣像玻璃碎屑揚入了他的脖頸，他抽了一口氣，抬起眼，明顯地射出詫異和不滿，反問：“你是不是北大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