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正面與負面――讀解《我的爸爸媽媽和阿…
文/一方
有一幅漫畫,畫的是同一個人的兩個面:正面示人的一張紙上寫着“信息公開:好事、喜事、成績……”後背也有紙一幅,上書“個別保密:壞事、醜事、錯誤……”如此針砭時弊的漫畫誰都會會心一笑,似乎在人的天性里,就有包涵過失、隱蔽缺陷的弱點。
我們早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思維定式,誰都願意以輝煌的一面示人。如果換作為人作傳,那無論是被頌者還是寫頌人,都願意將“華彩樂章”示人,以示“光明磊落”,寫者也總是善良地站在適當的角度,在適當的射燈配合下,努力發掘優點,長處,褒揚有加,報喜不報憂。假如是遇上為名人立傳,那就更需要謹慎再謹慎,以免有損名人形象,不再光輝不再完美。記憶文學《我的爸爸媽媽和阿姨》中,作者真實地寫了三位表演藝術家的生涯,親切而客觀地娓娓道來,既讓世人看到他們奮鬥成名的不容易,也讓人看到除卻個人的努力之外,還有運氣和機遇。特別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作為名人的後裔,毫不諱言,能言是則是,非則非,本着客觀、真實,還歷史本來面的寫作態度,還人物生存的自然狀態,不淹沒他們的成就,也不掩飾他們的性格弱點和過失,寫出一個個立體的栩栩如生的演藝家。
也許人生下來就是為了折騰點什麼,就像幼童與成人在一起的時候總是故意地弄出一些響聲來,以提醒大家關注他的存在。成人也一樣,有人把“折騰”詮釋為不安於現狀的奮鬥與“要事兒”。
如果按這樣的說法,書中的“爸爸”解洪元自小就是個愛折騰的人,逃學,逃工,帽子店的小K不要當,離家去流浪,差一點把小命折騰完了,偶然給小姑發現才被強制領回了家,沒幾天卻又去學唱戲。沒想到傳統的戲學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改變了他,自愛自強了,唱出了名堂,唱紅了上海灘;“媽媽”顧月珍原是個雪地棄兒,老篾匠動了惻隱之心把她抱回了家。母親是出了名的乖乖女,迫於生計才去學藝場折騰;而苦命的丁是娥“阿姨”九歲亡母,窮困潦倒的父親決定賣女葬妻,幸遇湖州經商的姑媽如“九天仙女下凡”,用五十大洋救了她,並把愛唱曲兒的小姑娘送進了戲班子“吃開口飯”。爸爸媽媽和阿姨就這樣無怨無悔地進入了舊上海的演藝圈。
三位年少的“跑龍套”從名不見經到一夜紅遍十里洋場,是努力,是機遇,也是不折不撓地折騰的結果。苦難中的父親與母親給各個戲班子打工,丁阿姨也曾一度為錢下海,與從日本回國的眼科醫生梁森做起了封鎖線上黑白兩道的木柴生意。抗戰勝利梁森落魄,丁阿姨重返舞台,與爸爸媽媽結成了藝術聯盟,三明星組建“上藝”自己當戲老闆。天道奏勤,父親的事業如日中天,只只戲賣座。生活出現了福星高照的轉折。父親於1948年登上了“滬劇皇帝”的寶座,有一雙兒女和一幢小洋樓,他的滬劇唱腔唱成了一個流派,也許順應了古話“福兮禍所伏”,母親因懷孕暫別舞台,哪知原本排第二的丁阿姨一下子躥紅,父親為了丁阿姨甘當“綠葉”,父親成為丁阿姨眾多情人中的一位。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是一份《申曲日報》上的“天窗”泄露了秘密。媽媽希望爸爸“浪子回頭”,父親也一次次許願,但卻越來越陷入婚外情而不能自拔,父母終於反目成仇。也許爸爸天生愛折騰,一氣之下離家出走,熱衷於演藝界的公益活動以沖淡家庭糾紛。男人離開女人也許會變得更加勇往直前,而天生柔弱的女子離開了舞台離開了父親變得不知所措。這時候幸虧改朝換代了,一場歌劇《白毛女》喚醒了她心底沉睡的勇氣,潛心向佛的母親請回朱德和**像與觀音大士的佛像一起共受香火。一個患有“肺癆”的弱女子動用了一生積蓄的黃金白銀,創辦了“努力”滬劇團,似乎是賭氣與父親“對着干”。
丈夫一個團妻子一個團,這樣的事情自然成為新聞。爸爸不僅把不到10歲的女兒和蹣跚學步的兒子丟給了弱不禁風的妻子,還把含辛茹苦地把自己帶大的寡母也扔給了妻子,好男兒甩甩兩手出走了,最終跟情人走到了一起,與丁阿姨合力成立“新上藝”滬劇團。遠望着母親咬着牙以弱肩抗起“努力”滬劇團的大梁,看她孤家寡人地演革命戲編現代戲,然而當孱弱的母親倒在舞台上之時,父親當任不讓地趕來救場,把與戲院的全同履行完畢。當母親去香港演出收入低微,當掉了銀質刮舌板和一切可當之物,依然湊不全回程旅費,她首先想到的是向解洪元求救。爸爸自然如媽媽預料的那樣寄來了旅費。然而回到上海媽媽再次見到爸爸又重陷感情糾葛,上一代人有上一代人的思維定式:一碼歸一碼。
上海解放了,誰都想緊跟時代,誰都希望在黨的領導下刻意地追求進步,書中的父親、母親和阿姨均在新生活的感召下努力地改變自己。
1949年以後,父親忽然不希望“折騰”了,積極追隨**渴望成為有穩定薪水的“公家人”,緊跟時代,緊跟時尚,帶頭給自己減薪,工資降了又降,致使全國定文藝級的時候他再也提不到丁阿姨的級別。丁阿姨在50年代遇上了好運,一部《羅漢錢》使她唱進了中南海,演出的劇照一度成為流行全國的月份牌,以致使許多人不知有滬劇,但卻知有《羅漢錢》有丁是娥。她努力地求新,求進步,差不多每一次“折騰”都見成效。
率真性情的丁阿姨歷來我行我素,1957年說了一些真話,差一點點成為右派。幸虧認罪早,認罪態度好,才被黨從懸崖邊上救了回來,回到人民的懷抱。一年後,與母親一起成為舊藝人改造的典範,同年加入**,並作為民盟上海市的代表赴京參加同一次會議。昔日的情敵邂逅在開往北京的同一節軟卧車廂里,並還被戲劇性地安排在飯店的同一間房間裏。丁阿姨用上海話呼起母親的昵稱“阿月珍”來,希望尋求共同的防線對付不求上進的解洪元。而母親總也解不開是丁阿姨搶走了我們父親的這個“結”,她不能苟同丁阿姨,她的心底依然有不滅的愛……
爸爸與丁阿姨是市滬劇團的演員,而媽媽則是區屬滬劇團的演員,丁阿姨任何時候都可以有父親的幫襯,她遊刃有餘地處理各種關係,媽媽與丁阿姨早就不在同一起跑線上了。媽媽一生孜孜以求的三件事:第一、入黨;第二、進國營;第三、演戲給**看。丁阿姨輕而易舉地做成了,而母親的最後一個心愿至死都未能實現。
丁是娥阿姨的一生是輝煌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三八紅旗手,榮譽紛至沓來。60年代由她主演的《蘆盪火種》成為革命樣板戲《沙家浜》的母本,使滬劇團再度晉京,只是令丁阿姨想不到的是一出地方戲居然成了黨內兩條工作路線的焦點……
在丁阿姨上衝刺的時候,父親悄悄地躲在一邊,拎着他的第二個家——一隻破舊的藤籃去公園下棋。爸爸不是個完人,更不是聖人,在他心靈孤寂的時候陷入了生活的迷途,以至在丁家的地位有時候竟不如一個保姆。
丁阿姨被世人稱作是“拔頭籌”“要事兒”的角色,但想到底她也有排除不了的心靈孤獨,她失卻了生育能力,這是她生命中的軟肋,雖說有三個孩子,自然都不是她生的;而母親呢,個人生活更是不如意,先是錯過了真心對她好的何慢伯伯,后是為某個領導奉獻了貞操,當聽說對方不可能與髮妻離婚時,母親斷然拒絕了他。然而卻成為“文革”中最有色彩的小辮子。當滿牆的大字報飛來的時候,媽媽的愛徒問:“這樣的事情是真的嗎?”母親回答:“是真的,共有過三次。”徒弟又問:“別人怎麼會知道?”媽媽說,是她自己向組織彙報的。這是屬於一個時代的天真了。
“文革”是最難捱的日子,爸爸媽媽和阿姨他們仨都成了革命的對象。
丁阿姨希冀通過揭發別人以自保,父親則是苦苦煎熬着,臨終前對女兒說:“沒有你丁阿姨,我是渡不過這場劫難的。”正是由於共患難,才使兩顆分離了太久的心真正走到了一起,為此父親感謝劫難;為此,解氏的後人感謝丁是娥阿姨。丁阿姨也感受到“相依為命”的不易。
在“文革”中最孤苦無依的是媽媽,成年的女兒遠在北京,未成年的兒子尚不太懂事,身邊無一可以依靠和商量的親人,內心的憂慮和苦痛無處訴說,然而就是這樣的弱女子卻成了全上海滬劇界“兩個死硬分子”之一,拒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思想,自以為自始至終地執行了**的革命文藝路線。自然也就吃了更多的苦,她苦苦等待,殷殷期盼,卻在黑暗即將過去黎明即將到來的時候墜樓身亡……
在這部書里,丁是娥是輝煌的,在輝煌的同時也讓人看到缺失和過錯,換言之恐怕在某些外人看來還有點兒壞,但卻依然不能否認她經營人生的成功,她具有常人不及的聰慧與能力,有洞察藝術真諦的感悟力,她不失時機地在舊時代出名,在新社會大放光彩,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生命中的幾度起起伏伏依然沒有將她擊倒,熬過“文革”終於獲得“解放”,復出后的丁是娥阿姨成了一隻金鳳凰,佇立於人生的峰頂。紛至踏來的鮮花和榮譽堆放在她的腳下,阿姨是強者,是社會的成功人士。“要把損失的時間搶回來”,這恐怕是丁阿姨和所有蒙過難的藝人最真實的思想:演阿慶嫂,演並不重要的小角色,為年輕演員托台,總是不肯放棄任何一個機會工作,為社會,也為自己,努力地克服私慾,一絲不苟地做出利他行為,幾成為一個熠熠生輝的公眾形象。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古言“金無足金,人無完人”,真實的敘述不僅沒有損害她的形象,重現了現實生活的丁是娥,立體的丁是娥,有血有肉的丁是娥,書中的丁阿姨才可敬可親可信,讓人真正可欽佩。
冰心老生前為本書題寫書名,也正是基於對作者的的信賴和對已故名人的肯定。
傳記文學當如何寫?在一個“記憶文學”成為話題的年代,讓我們反思,也讓我們每個活着的人真正有了氣度和坦然,不迴避是非,不抹去記憶的陰影,更不改寫史實,還世人一個普通而可信的名人生涯。
這就是本書對於書界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