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在空谷中吶喊(4)

張：這是個辦法，我們能這樣做嗎？馮：中國不行。新加坡的華人雖然在海外，但是儒家文化傳統還是被他們一代一代傳下來了。而我們卻把儒家的文化傳統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對人的管理。幾十年來我們基本上靠文化心理慣性來延續傳統文化。這種東西沒有支撐點，今天我可以聽父親的，明天我看了電影、電視，就可能造父親的反，說電影裏的“約翰”都不聽爸爸的。張：那麼該怎麼辦呢？馮：面對着傳播方式給文化帶來的負面問題，我想，文化交流首先不能完全被商業和市場而操縱，國家間高層次的、有計劃的、非商業性的文化交流應起主導作用，同時對市場化的廣泛的民間交流給予指導。在大眾傳播媒介日趨商業化之際，高層次的文化交流應該保留一席之地。這種文化交流甚至不能搞市場化。張：最近政府在美國搞了一個中國文化節，效果不錯。馮：這種由國家主辦的文化節將來應該多搞，大搞、特搞。中國文學正在夢遊在採訪馮驥才的過程中，他拿出了３本書，一本是他的大型畫集，一本是他的文學作品集，另一本是關於天津老房子的攝影集。這３本書印刷都很精美，他讓我們來訪的三個人自選，一人送一本。當時，我毫不猶豫地把那本文學作品集拿在了手裏。我告訴馮驥才，我是一個虔誠的文學愛好者。我說：“剛才我們談論的話題是關於中國文化的。我認為文學是文化土壤中最茁壯的常青之樹。可是，文學在今天似乎出了點問題，作為一個著名作家您對中國文學怎麼看？”馮驥才說：“文學被市場收買，被書商操縱了。現在有很多書是書商策劃出來的，不是作家要寫的。書商弄一個選題約作家來寫，作家也願意被書商收買，因為寫出來了能賣，能賺錢。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寫，沒有出版社敢出，賣不出去怎麼辦？這樣一來，作家們寫的東西都不是最想寫的，而是可以寫的。這樣的作品越來越沒有原創力，沒有生命的激情。真文學越來越少。現在中國是個物慾橫流的時代，人們沒有精神，也不需要精神，如果作家真有了精神，也不會對讀者產生影響。中國人天天在做發財夢，都夢想着明天用２塊錢買一張彩票，然後中５００萬元大獎。作家也沒有產生精神的激情，你從生活中找不到可能產生思想和精神的素材。在生活中採集不到火種，作家無法燃燒起來。如果作家燒點虛火，也無法點燃讀者，讀者都是金屬了，腦子想的都是錢，成無機物了，根本不能被燃燒。”我說：“現在文壇還是十分熱鬧呀！每一年都有熱點，作家也越來越年輕化。新生代作家還沒火兩年，７０年代後作家又產生了。現在刊物又準備推８０年代出生的作家了。美女作家更是層出不窮，書賣得也火呀！”馮驥才哈哈大笑，說：“現在是一個無文學的時代，中國文學正在夢遊。根本不清醒，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念去走路，走哪算哪。所以書照樣出版，排行榜時時在公佈，各種所謂的作家也層出不窮。媒體搞一個排行榜，製造一些作家的新聞，找幾個熱點炒炒，文壇也熱熱鬧鬧的，顯得很繁榮。一些作家也願意被炒，好玩，也能出點偽名。”“您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們現在的文學創作無法和‘文革’過後的８０年代初相比。當時的傷痕文學曾風靡全國，每一部小說的發表都能引起轟動。一本刊物可以發行上百萬份，一篇小說的讀者來信可以裝幾麻袋。做為傷痕文學的代表作家你是身臨其境的。可是，當年曾轟動一時的作品，現在再看什麼都不是。您對當年的文學轟動效益有何評價。”“文學為政治服務是我們的傳統，包括傷痕文學，都是在政府的鼓勵下才風靡全國的。那是為了撥亂反正，為了揭批‘四人幫’，需要控訴。要改革開放了，政府要求團結一起向前看，搞‘四化’，少揭傷疤。傷痕文學馬上就過去了，跟着是改革文學。而現在政府關心的是經濟建設，提倡創作自由。作家可以寫自己願意寫的東西了，可是文學一旦脫離了政治的牽引，自己便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迷失了。”“您認為文學在夢遊時代，在這個夢遊過程中，我們每年也出版了大量作品，在這麼多作品中難道沒有一部偉大的作品嗎？在夢遊中哪怕是瞎貓碰個死耗子呢！”“我認為沒有真正偉大的作品。我認為沒有產生偉大作品的可能。我們現在都有事干，但是精神又很空虛。只有大家都需要思想的時候思想才能出來，只有需要偉大作品的時候，作品才能面世。我說的需要是自然需要而不是消費需要。在‘五四’時期，中國需要思想，‘文革’之後中國也需要思想，所以才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討論。我們現在不需要思想。”“您對中國文學也十分悲觀呀！”“在近一階段是這樣的，無法產生偉大的作品。現在的文學作品有不錯的，都是貌似大作品的東西。作家最關鍵是視野，他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才行。”“中國文學產生不了偉大的作品大家都很着急，特別是評論家，他們簡直是恨鐵不成鋼呀，再也忍不住了，終於罵出了口，人們稱這種評論為‘酷評’。您對‘酷評’是怎麼看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