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秋：歷史是一面鏡子(1)

王曉秋：１９４２年上海市出生，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外關係史研究所所長，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近代中日啟示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日本人的中國觀與中國人的日本觀》等十幾部。歷史是一面鏡子踏上２１世紀的航船，回眸２０世紀王曉秋為我們搬來了一面歷史的鏡子。面對歷史這面鏡子，你可以用過去對比現在，從現在觀照未來。孫中山先生說：“世界的潮流浩浩蕩蕩，順其則昌，逆其則亡。”了解歷史的潮流，掌握歷史的規律對今天來說無疑是十分重要的。龔自珍說：“欲知大道，先要為史。”歷史就是我們的老師。恩格斯說：“從來沒有一個歷史的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來做補償的。”中華民族有過很多歷史的災難，但是中華民族也是在苦難中進步的。甲午戰爭中國受到重創，但甲午戰爭也是我們覺醒的開始；梁啟超說：“中國人４千年之大夢，在甲午戰爭中一夜覺醒。”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的又一次災難，但抗日戰爭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開始。有人說近代史是中華民族的恥辱史，但也應看到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覺醒史、復興史。過去：從日本的明治維新到中國的戊戌變法。王曉秋是研究近代史的。他說，過去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史，是就中國論中國，這是很大的缺憾。近代中國已融入到世界中去了。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國門被堅船利炮打開，整個歷史潮流推着中國往前走。為此才有清代的戊戌變法。王曉秋說：“近代以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中日關係。中國和日本交流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從古代來看，日本一直在學習中國，學習了一千多年，把中國的文化、法律制度都搬回去了。到了近代剛好翻了個個兒，老師變成了學生，學生卻成了老師，這是為什麼？”“其實，日本和中國都是在‘兩高’衝擊下被迫開放的，兩個國家是在一條起跑線上，跑了幾十年後中國被甩在了後頭。中國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中苦苦掙扎，而日本卻成為了亞洲惟一的資本主義國家，成了帝國主義，這又是怎麼回事？”王曉秋說：“日本的明治維新雖比中國的戊戌變法早一些，但總體上還是在一個歷史時期。日本成功了，中國失敗了。中國戊戌變法的失敗基本上喪失了自主改革的機會，也喪失了在１９世紀的最後一次崛起機會。日本改革擺脫了殖民統治，走向了資本主義‘脫亞入歐’，和歐列強並駕齊驅了。”我問：“您能具體地談談這是為什麼嗎？”王曉秋答，“成敗一個主要因素還是政權問題。中國的維新派沒有真正掌握政權。光緒皇帝本人沒有實權，他身邊的人大部分是書生。康有為、梁啟超、嚴復都是知識分子。真正掌權的人是慈禧周圍的貴族官僚。再者就是舊的勢力太大。按嚴復的話說，新舊勢力之比是千與一之比。舊勢力都反對改革，以慈禧為代表的官僚貴族反對就不必說了。當時改革要裁衙門，衙門的官僚就反對，有人造謠說康有為要把六部衙門全裁了。結果京城的官惶惶不可終日。軍隊也反對，當時要裁綠營呀！八旗子弟也反對，康有為認為八旗子弟整天玩鳥斗狗，是浪費國家財產，讓他們自謀生路。還有書生也反對。康有為看到了科舉的危害，他要廢科舉。可是那些舊書先生只會做八股，求功名，這就廢了他們的出路。所以舊文人就喊出了‘殺康、梁以謝天下’的口號。還一個失敗的原因就是變法急於求成。戊戌維新１０３天的改革，下了２００多項命令。把改革困難看得不足，太樂觀。康有為見光緒皇帝時說，西方改革３００年成，日本改革３０年成，中國改革有你這英明的皇帝３年就可成。這一方面是吹捧，從另一方面來看也是太樂觀，認為改革易如反掌。還有一個革新者不會找同盟軍。洋務派那些人開始是贊成改革的，李鴻章、張之洞開始還捐錢。康有為卻把他們拒之門外，說李鴻章名聲太臭。張之洞是儒學大師，他最煩康有為大談‘孔子改制’。這本來是學術問題你可以先擺在一邊，康有為偏偏咬住不放，結果和張之洞鬧翻了，後來張之洞不是寫《勸學篇》反對改革嗎？”“反過來看人家日本，維新派掌握實權，而且都是少壯派，年輕有為，曾經都是武士。核心人物全體出動到歐洲考察。康有為也勸光緒皇帝到西方考察，結果遭到罵名，說是想害死皇上。後來有個考察團出國，團長是個美國人，也就是遊山玩水，走馬觀花，看看風景而已。日本考察團走了一年多，走了歐美十二個國家，詳細考察了政治、經濟、文化，而且每個考察人員都有分工。日本最後提出了自己的口號，叫‘富國強兵，文明開化，資產興業’，全面進行了改革，而中國呢？搞的是‘中體兩用’。只接受物質技術的。康有為也提出了制度上的改革，但很慢，最初的洋務運動搞了三十年，也只停留在物質上，最多搞了個海軍。”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