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亦代：相見時難別亦難(1)（圖）

馮亦代：１９１３年生，浙江杭州人。他主張以開放的態度譯介當代外國文學，並在美國文學的評介研究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其代表譯著有海明威《第五縱隊》等近２０本書，著有《西書拾錦》、《灣流集》等多部著作。相見時難別亦難聯繫採訪馮亦代時，天正熱。北京連日高溫，最高可達４０度。電話是黃宗英接的，說我們一家正處在臨終關懷階段。說他已五次腦血栓了，天熱，又不能開空調，乾耗着。採訪就免了吧！我正歉然，電話中卻有了另外一個聲音。說沒關係，我可以接受採訪。那聲音蒼老而充滿了孩子般的率直。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馮亦代的聲音。結果他搶了黃宗英的電話，兩位老人起了爭執。黃宗英說，二哥你身體不好，不適合接受採訪。馮亦代說，小妹別擔心，可以的。我在這邊卻笑了，不由想起金庸筆下的一對老頑童來。真想見見這對恩愛老人。雖然馮亦代答應隨時都可以接受採訪，但時間我卻遲遲定不下來。我必須找一個不熱的天氣。從此，每天的１９：３０我便打開了電視機，關注天氣預報。這樣等了一個多星期……沒想到見他們這麼難。終於，天降甘露，那天最高氣溫才２８度，我敲響了馮亦代的家門。七重天上談文話書馮亦代家住小西天。因住七樓，馮稱為七重天。作為著名文學翻譯家、作家、文學評論家、學者，馮亦代一生中著作等身，曾組織編譯《當代美國小說選》，與人合譯歐文·肖的長篇小說《富人·窮人》，譯海明威的劇本及短篇小說《第五縱隊》及其他……另外他還寫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散文、隨筆，已出《馮亦代文集》五卷。我不由要問：“是什麼原因使您走上文學道路的？”馮亦代答：“是戴望舒給我開啟了一扇進入文壇之門，我十分感謝他。”１９３８年馮亦代２５歲，在香港偶然結識了為浙江同鄉的著名詩人戴望舒。“當時戴望舒看了我的散文、詩歌和翻譯手稿后對我說：‘你的散文還可以，譯文也可以，你該把海明威那篇小說譯完。不過，你成不了詩人，你的散文倒有些詩意。’戴望舒的這席話我至今記憶猶新，從而我確定了自己未來的文學發展方向。”不久，馮的散文在戴望舒所編的《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發表，這對他鼓勵很大。１９３９年，戴望舒受茅盾之託，在香港辦一英文刊物《中國作家》。戴望舒約馮參加，共事的有葉君健、徐遲、袁小柏、鄭安娜等。馮亦代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現華東工業大學校址），專業為工商管理。我問：“您的專業不是外語，怎麼後來搞起了翻譯了？”馮亦代笑了，說“這個和我的前妻鄭安娜有關。”馮亦代說，“我在念大二時的一個夜晚，英文劇社在演出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舞台上有一個女孩演得十分好，操一口流利的美國腔英語。當時我一見傾心。我結識了她，她叫鄭笑容，又名鄭安娜。後來我們便相愛、相知、結了婚。和一個英文天才結婚，不搞翻譯才怪。在文學翻譯上對我有幫助的另一個人也不能不提，那就是居留海外的董鼎山。我和鼎山兄是情同手足的半世紀老友，在美國文學方面，我得到他諸多的幫助。”家有賢妻，海外有老友，成就了馮亦代，使他成了中國的大翻譯家。按黃宗英的說法，他半道出家靠自學，仗“遠程僚機”董鼎山，“近程僚機”鄭安娜相助。馮亦代說：“搞文學是個苦差事，你不但要通曉另一國語言，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十分熟練地掌握漢文字，還要有一定水平的文學修養。我雖然盡了努力，結果還是遠遠不能達到原著的水平。你想一次翻譯成功是不行的，總是改了又改，出了書，再版時還要改。我譯的海明威的戲劇《第五縱隊》，推倒重來了五六次，現在還得修改，但現在我已沒力氣改了。因此，我曾苦惱、氣餒，想改行，可翻譯是我的愛好，我覺得既學了另一國文字，就有責任把他國的文學精華介紹到國內來，使我們的讀者和作家有機會欣賞、借鑒。”“在您一生中，您覺得譯得最成功、最滿意的是哪一部書？”“那還是海明威的《第五縱隊》。所謂滿意是比較而言。海明威的語言簡潔、明快，他有一個著名的冰山理論，譯他的作品更困難。”江湖人稱馮二哥在電話中我便聽到黃宗英喚馮亦代為“二哥”，難道馮在家中排行老二？便問黃宗英，她答：“他是趙丹、黃宗江的至交，當年文藝界都稱他二哥，在重慶文藝界誰沒錢、沒飯吃、沒地方棲身都找他想辦法。他和二嫂鄭安娜倆人過日子，吃飯總是拉開八仙桌坐滿。”據悉，馮亦代抗戰時曾任國民黨中央信託局重慶印刷廠的副廠長，也就是國民黨的造幣廠。當時馮亦代正在香港，臨行前喬冠華曾囑咐馮，重慶為另一個世界，一切事須小心謹慎，特別要提防國民黨特務……到重慶，后馮亦代對左翼戲劇影業幫助很大，特別是以資助進步文化人士著稱。馮亦代仗義疏財，人稱“路路通”、“百有份”、國民黨、軍統、中統、青紅幫、袍哥都能“吃講茶”、“折肩胛”、“敘金蘭”、“排名次”……一些受過馮資助的朋友受到四川袍哥尊稱“龍頭大哥”和“二哥”的啟發，都稱他為二哥。按黃宗江的話說“江湖人稱馮二哥！”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