煉獄(1)

我是第一次到北京，故宮、老城、狹窄街道上華麗的牌坊，這吻合了我想像中的故國舊貌，所謂傳統。街上行人如蟻，一律青、灰衣衫，與黃瓦紅牆不屬於同一個時代。教育部歸國留學生接待處設在西單舊刑部街，我辦完報到手續住下后，第一件事是到東安市場買一套藍布制服，換下西裝革履，才可自在地進入人群。接待處的工作主要是聯繫分配留學生的工作崗位，等待分配期間安排政治學習及政治報告。各行各業的留學生大都與其本專業系統有聯繫，有的很快就被聘走了，甚至幾處搶。也有沒處要的，等久了的便分配到革命大學學習，學習一年政治再看。我是打算回杭州母校，劉開渠老師在當院長，已有人開始為我與他聯繫，妻也曾表示她願定居杭州，風光氣候均宜人。離巴黎時，有人托我帶點東西給滑田友，我找到大雅寶衚衕中央美術學院的宿舍滑田友家。不意在院中遇見杭州老同學董希文，他顯得十分熱情，邀我到他家小敘，問及巴黎藝壇種種情況，最後提出想到我招待所看我的作品，我很歡迎。好像只隔一二天他真的去了舊刑部街，我出示手頭的一捆油畫人體，他一幅幅看得很仔細，說想借幾幅帶回去細看后再送回，當然可以，就由他挑選了帶走。大約過了一星期或十來天，他將畫送回，並說中央美術學院已決定聘我任教，叫我留在北京，不必回杭州去。當時徐悲鴻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一味主張寫實，與林風眠兼容甚至偏愛西方現代藝術的觀點水火不容，故杭州的學生也與徐系的學生觀點相背。因之我對董希文說，徐悲鴻怎能容納我的觀點與作風，董答：老實告訴你，徐先生有政治地位，沒有政治質量，今天是黨掌握方針和政策，不再是個人當權獨攬。董希文一向慎重嚴謹，他借我的畫其實是拿到黨委通過決定聘請后才送回的，用心良苦，我就這樣進入了中央美術學院。一經決定留京不返杭州，我立即動身回故鄉接碧琴和可雨。我們三人帶了簡陋的行李坐小船到楝樹港趕汽輪去無錫。小船從老家前的埠頭起行，父母弟妹們送到船邊，是遠行，是久別，除了小可雨興奮，人人感到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在無錫搭上火車，是夜晚，可雨問，車上有床睡覺嗎?我們買的是硬座，幸有一節母子車廂，照顧了碧琴和可雨，可雨美美地睡覺了。碧琴自三年前到我老家后，這是第一回坐火車，也是生平第一回過長江北上，過長江要輪渡，極費時費事。中央美術學院的宿舍很緊張，一時無空房，我們先租魏家衚衕一家四合院的兩小間南房，無陽光。購買一張夠三人睡的大床、煤球爐、水缸、桌、凳……碧琴買菜做飯都帶着可雨，我覺得她比子君辛苦。土改形勢愈來愈烈，父親來信訴苦，他最擔心的是幾個妹妹漸成大姑娘了，困在村裡怎麼辦，要我設法。我和碧琴商量，先將大妹妹蕖芳接來北京，再慢慢尋找出路。蕖芳同住在我們的小屋裏，可能是借房東家的舊木板架成床，用布簾遮掩，便是她的卧室了。我們正打聽任何工廠有否招考練習生之類的廣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開始徵兵了。參軍是美好而光榮的出路，在農村，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女對此無緣。我與美院人事處商量，他們很照顧，用學院推薦的名義蕖芳居然參上了軍，而且後來被分配學習軍醫，苦難中等待的妹妹終於遇到了生機，她於是走上將以醫為人民服務的人生。徐悲鴻雖不掌握獨聘教師的特權，但他對人處事仍不失解放前的規格，新教師來，他出面請客。董希文陪着我到東授祿街徐家赴宴。除必不可少的禮貌話外，徐先生和我沒有共同語言，雖然我們是宜興同鄉，彼此鄉音均較重。幸而徐先生請了另一位客人趙望雲，他們像是有事商討，這就緩解了董希文的尷尬。席間，菜肴很新鮮，女主人廖靜文指着清蒸魚介紹：這是松花江的白魚，剛送來的。此後，我很少見到徐院長，我到院只在自己的課室里與同學交流。我教的是一年級某班的素描，一年級一百多學生，是全院實力最強的重點班，學生中今日知名者如靳尚誼、詹建俊、朱乃正、聞立鵬、蔡亮、劉勃舒、邵晶坤、權正環、趙友萍、張德蒂、張守義等等，這一百多學生分成七個班，教師分別是董希文、艾中信、蔣兆和、李宗津、李斛、韋啟美和我。我覺得同學們作畫小處着眼，畫得碎，只描物之形，不識造型之體面與結構，尤其面對石膏像，無情無意，一味理性地“寫實”。我竭力賦予大刀闊斧，引發各人的敏感，鼓勵差異，甚至錯覺，這其實是將蘇弗爾皮的觀點咀嚼后再餵給孩子們。同學們覺得我講得新穎，可能還不甚理解，但也試着轉換觀察角度和表現方式。其中有的同學並不接受，明顯的如蔡亮，當我要去參觀土改，派董希文來代課時，蔡亮特別高興。同學們認為蔡亮是這班最出色的尖子，但我覺得他的作業缺乏靈氣，倒表揚汪志傑感覺好，後來我被戴上天才教育的帽子。一位劉姓同學畫得好，他卻要參軍，我很惋惜，勸他不去。荒謬，這樣的教師早晚該被趕出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