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不可抗拒的力量

在我的居所附近，有一處靜謐的所在。那是走在喧囂的鬧市中讓人忍不住放慢腳步、屏息靜氣的地方：瀑布從巨石的高處跌落，日夜不息地奔流着；水聲與市聲交織的背景中，魯迅先生的塑像肅然而立。街市霓虹的流轉傳遞着生活的擁擠和繁囂，從古樸的石壁上卻隱隱傳來一個低沉、冷峻的聲音：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做裝飾的地面。地火在地下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旁邊的怪石上刻着一行字：老調子已經唱完……幾叢野草從石壁上方靜靜垂落，蓊蓊鬱郁。在許多個枯悶、煩亂的黃昏和夜晚，我喜歡逗留於此。我直覺地相信，穿越時光的隧道，先生的文字和聲音依然是這個迷亂的、欣欣向榮的時代最清醒的力量，洞穿一切，無朽不摧。野草，以其“韌”的戰鬥和生命力，曾給我少年的閱讀時代以強烈震撼。而2003年歲末的我，坐在這一片流水聲中，很自然地想到野草之於我正深入的領域的象徵意義。我是不經意中走進了這個領域——快速生長卻依然弱小、邊緣的中國民辦教育。出現在我的視野中的是，荒蕪的土地，粗礪的岩石，即便有生機盎然的綠色奔突出地表，也是被厚厚的沙礫和石頭所包圍。空間小，因而它呼吸得很艱難。就像野草，堅韌構造成長的意義；就像野草，抗爭成為生存的姿態。但是，並非所有人能夠認同它的象徵意義。在北京的一家民辦教育集團總部，一位年輕的副總裁聽了我的解讀，表示出明顯的保留意見：我覺得民辦教育不是野草，它是一種新的強勢聲音。現在不論政府也罷，公辦學校也罷，海外的資本都來關注它，因為都認識到它是一種必然產物，是新的生命力象徵。誠然。我遂想起曾經採訪的那些民辦學校董事長、校長，他們創業的路途無一例外地遭遇過被誤解、被壓抑甚至被封殺的磨難，但當回憶起當初的兇險種種，總能看到他們浸染了風霜的臉上無一例外漾起的幸福微笑。從那樣的笑容里，我能強烈感受到的是活力，不可抑制的生命活力。這種活力來自於哪裏？也許來自於“學在民間”的傳統文化淵源。先秦儒學就誕生在孔子的私學中，其後的巨大變革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學術載體，活躍的民間書院成了宋代理學的搖籃。“一個民族如果面臨巨大文化變革需求的時候，必須要發展它的民間教育機構和學術機構，通過它們來承擔重大的文化任務”（盛洪語）。就在官學因行政的僵化陷入模式化窠臼的地方，來自民間的創新力自覺自愿地負起文化承擔的使命，在一塊厚重的天幕上敲開了一扇靈性的窗子。也許來自禁錮后的開放，撥亂后的“反正”。研究中國私立教育的人翻到1949年後，就像激越的琴聲突然戛然而止，私學突然間被拔出了教育體制之外。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這根弦才漸漸續上，代之以“社會力量辦學”的新名稱。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經濟領域的思想解放給民辦教育也帶來了福音，大發展中出台的“十六字方針”（積極發展、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成為許多辦學者“護身符”的同時，更成為教育行政部門說不清是“管理”還是“修理”民辦學校的“尚方寶劍”。其間上演的一幕幕可悲可嘆的故事一直延續至今，《民辦教育促進法》取代《社會力量辦學條例》，高速發展的同時卻伴之以法制的迷惑、政策的反差以及由此衍生開去的種種紛爭……專家學者們喜歡拿數字說事兒。到2001年底全國各種民辦機構一共有萬所，但其中絕大部分是幼兒園，佔萬所，小學和中學占將近1萬所，各種類型高等教育機構佔1300多所。其中全國各種民辦教育機構在校生566萬人，僅占教育總規模的。縱向看，不由你不憂慮：在取消私立教育之前的1952年，我國私立小學和中學的在校生佔在校生總數比例為3%和26%，1949年私立高校數占高校總數的。而現在，民辦小學、中學和民辦高校分別佔在校生總數比例是％、3%和9%。國際數據的比較讓人發熱的頭腦很容易降溫。1996年，美國、韓國、法國私立小學在校生人數佔總數的比例為12%、1%、15%；私立中學在校生人數分別佔10%、38%、20%。1999年，這三個國家專業技術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數占該類高校在校生總數的比例為、和，學術研究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數分別占、和。（據《人力資源報告》）無論縱向還是橫向比，中國民辦教育的發展水平都是非常低的。這是一個不可否認但又不得不直面的事實。還有一些數字讓許多民辦教育的先行者們寢食難安。中國教育資源稀缺是很嚴重的。比如教育投入不足，國際上教育投入占財政比例平均是，發展中國家是，發達國家是6%，而中國是，並且近年來還在不斷下降；第二是學校嚴重不足，一些地方學校非常少，而且很差。小學入學率是99%，畢業能升上初中的只有86%，初中畢業能升上高中的只剩下48%，高中畢業能讀大學的，把成人教育、自考、夜大等都算上也只有。窮國辦大教育，這就是全部的現實，談論任何的教育改革總也繞不開的“結”。其實，就在這些冰冷、理性的統計學數據後面，先行者們充滿熱情的探索已經開始破冰而行，帶了那麼點小心翼翼，那麼點冒險的激動不安，類似於當年的民營企業，從家庭私塾開始，從高考補習班開始，懷着些“教育報國”的豪情，走出這一步就走出了一個天！他們的小打小鬧漸漸激活了沉寂的市場，催生了嶄新的理念，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因而被喝彩也被責難。有足夠的理由為他們喝彩。盤點20年中國民辦教育發展史，這個從規模到實力至今仍行走在邊緣的“弱勢教育”，一直就沒有停止探索的足音。兩年前，當我慕名走進萬里學院的大門，穿越在校園美麗的旋梯上，不能不驚訝，這所生氣勃勃的大學就脫胎於曾經幾近頹敗的公辦專科院校上，民間力量所煥發出的創造力讓人們刮目相看；就在這一年，我來到了浙東的一座小城——台州，那裏的人們將闖蕩市場經濟的原創力延伸到教育領域，在靜悄悄的革命中進行着“教育股份制”的實驗，行走在這個被稱之為“教師的香格里拉”的海濱小城，我難以想像，那些全新的制度、模式設計竟是在當地政府的積極推動下完成的，“現代學校制度”的雛形也由此生髮……當然，也有理由承受外界的責難。虛假的招生廣告、不負責任的空頭承諾甚至以圈錢為目的的坑蒙拐騙，都在腐蝕着民辦學校的聲譽。但是人們忘了，“初生之物，其行必丑，其神也旺。”就像80年代初的民企，一度成為公眾譴責的假冒偽劣產品的“大本營”，但是現在，市場的成熟、民企的發展業已形成一套自我糾錯和規範的機制了。還有一種責難，來自一些說不清道不白的東西，天然排拒、懷疑的眼光，莫名歧視的態度，最通行的做法是以規範為名行打壓之實。一位民辦教育集團董事長在大會上一語中的：一些人的觀念和邏輯就是，非公即私，私立就是賺錢，賺錢就是自私，自私就是詐騙，詐騙當然非公益性啦！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則犀利發問：現在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公益性，用公益性名目進行各種干預，最後使得我們整個教育得不到發展。現在一個非常根本性、非常徹底的問題是，為什麼國家要統管高等教育？！管與不管，永遠是個偽問題。正如談論該不該“合理回報”，對於生存和發展中的民辦學校來說，也是一個偽問題。2003年對於中國的民辦教育來說，有着不同尋常的轉折意義。如果說這之前人們還在混沌中摸索，欣欣然地期待着，那麼9月1日起，終於塵埃落定。在《促進法》的推動下，一直在混沌中發展的“名校辦民校”有了清晰的政策導向。在江西贛南地區採訪時，我發現，以“公有民辦”或“民辦公助”為名目的改制風在這裏越刮越猛。這種公私混合型的“雜交品種”為公立學校校長所看好，躍躍欲試的不在少數。就地翻牌、異地翻牌，蜂擁而上，好不熱鬧。而在當地，純民辦學校越來越岌岌可危了。“我們等待着這場劫難的降臨！”一位民辦學校校長憂慮、悲壯地“宣告”。就在這個秋天，我又聽到新的消息：2003年，全國的民辦高校招生遭遇“滑鐵盧”。排除不可抗力的因素如“**”的影響，“就是因為政策方面綜合性的影響使得民辦教育躍過了鼎盛的時代，進一步邊緣化。”業內人士預測今後的走向，“按照現在的政策，民辦教育有兩條出路，一個邊緣化繼續生存，第二比較好的出路就是被‘招安’，學宋江。”並非危言聳聽的預言。獨立學院政策在“擴大中國高等教育資源”的歡呼聲中出台，卻留下了難以根治的後遺症：直接扼殺真正民辦教育的發展，同時也給中國公立高校的發展帶來極大的問題。與此同時，公平問題再一次激起了強烈的喧嘩。沒有人想到，當民辦學校一直在作着以公平為訴求的不懈努力和鬥爭時，公平卻距離他們越來越遠了。“投入成本、政策上的不公平，將對民辦大學造成強大的殺傷力！”“獨立學院政策強化的是政府職能，削弱了民間力量。”“獨立學院一定會拖垮中國的公辦高校！”呼籲、警示、沉默。大家能夠清晰感知的是，一場風雨即將來臨。這一年，奔走在大江南北的民辦學校間，出乎意料的，我極少感受到欣喜和振奮，卻更多地被焦灼、恐慌，甚至迎接風雨的肅殺、悲壯之氣所包圍着。直到現在的這一刻，由“名校辦民校”引發的論戰還在延續着。所有的爭論聚焦在這些似是而非的命題上：是國有資源的增值，還是擴大？是優質教育的擴張，還是縮小？是公平理想的實現，還是幻滅？而我極力想透過這些紛擾、爭論去尋求中國教育、民辦教育發展的支點，找到阻礙中國民辦教育發展的那隻“無形的手”。在採訪大大小小的民辦學校董事長、校長時，我的提問中總不忘類似這樣的主題：“您認為制約民辦學校發展的最大問題是什麼？”政策，還是政策。無論是資金的困難，還是師資的緊缺，都受制於政策的不公平對待。而在中國，誰都明白，政策就是最大的資源。打破教育行政性的壟斷。一位民辦大學校長這樣呼籲。其實，這種呼籲在教育界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它的表述方式耳熟能詳的就有多種版本，諸如“政府權力應該退出公共領域”、“干擾型、革命型政府應該轉變為有限的服務型政府”，等等。壟斷是造成僵化、低效、不公平的根本性痼疾。就在堅冰難以破除的格局下，有專家發佈了一個研究結果，“民間因素、非政府因素、市場因素，對中國教育發展的影響，已經超過了40％。也就是民營化的趨勢，已經凸顯出來，並且這種影響，正在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要想阻擋它是不可能的。”（吳華語）就在2003年年初，教育部的人力資源報告規劃了未來50年中國教育發展的計劃，到2020年高校毛入學率要達到40％，因此未來20年到30年仍然是民辦教育高速發展的時期。中央政府的政策很明確了，不可能再給高等教育更多的投資（現在已經佔到國家經費的24％），而高等教育又要大發展，因而大力發展民辦教育成為必然選擇。這是一個歷史機遇。然而比照現實，又讓人不能不困惑。一位民辦大學校長很高興地看到自己一手創辦的、辛辛苦苦奮鬥了十多年的大學，有幸被列入國家的普通高等學校序列了，看來《促進法》中“公辦和民辦同等對待”並非虛文。可是不久，他就陷入了深深的憂慮：原來代表高等教育發展方向的一些富有活力的東西開始被瓦解了，比如自主招生、自設專業、由市場來挑選學生等，現在招生要計劃，進門要通過招辦，分配要有派遣證，課程和專業要政府批准，評價拿的是公立學校的那套標準體系。看上去是完全平等了，但“實際上是把公立學校不能改革的頑疾強加於民辦學校。”《促進法》及其實施條例草案的出台，向民辦學校傳遞出一個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信息：從國家立法來看，對民辦教育的支持似乎越來越大，但是這種支持裏面，“宏觀肯定，微觀否定”的傾向卻越來越嚴重了；公辦和民辦學校通過立法和政策的不公平性也越來越大，或者說民辦教育自身的優勢、特點，經過不斷的立法和政策，相反在逐漸地削弱或者淡化。這就是中國當下民辦教育面臨的現實，非常矛盾、割裂的現實。矛盾後面，意識的禁錮無處不在，觀念革命的道路還相當漫長。“老調子已經唱完……”這個充滿顛覆性的判斷移用到積重難返的中國教育現狀上，未免有些樂觀。但我們的目力似乎已經能看到了最後的結局。野草的形象未免“另類”了些，帶了點天然的弱勢、離經叛道的色彩。但是，它的夾縫中生存的狀態，堅韌中伸展的生命力，確乎是當下中國民辦教育的精神代表。鮮活、潑辣、創新，這些珍貴的元素正是中國的教育所稀缺的。令人欣慰的是，低迷中還是能聽到樂觀的且不乏理性的聲音。“中國民辦教育的發生和發展，實際上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產物，它所體現的對公平、效率和自由精神的追求，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因此在一個更長的歷史尺度上，民辦教育的發展都是不可逆轉的。”（吳華語）而更為有力的聲音從民辦教育群體中傳來。“我想確實在政策環境上，非常需要給民辦學校創造更寬的環境，但是我們對民辦學校的發展還是有信心的。我用兩百年，三百年的眼光看中國的教育，民辦教育一定會成為任何力量都不可抵擋的發展勢頭！”(黃藤語)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