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流行人來瘋(1)

一顛倒，是常會發生的事情，不足為奇。昨天的真理，今天的謬誤，往日的毒草，如今的香花，這種經過一段時間沉澱以後，所作出的重新判斷，我們稱之為還歷史本來的面目。但這也不容易，事後說起來總是輕巧的，可過程本身，卻決不輕鬆。有時候，明明白白知道那是錯的，可由於這樣和那樣的原因，你得認為那是“對”的，這當然很糟糕，但我們大家差不多都領教過。當其時也，也許你的良知，使你不甘隨大流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但你決不會，也不敢逆錯誤潮流而動，錚錚而言，擲地有聲，說那是鹿，而不是馬。拍案而起的勇敢者不是沒有，但為數一定很少。於是，沉默的大多數惟有等待一途，人們會抱着這樣一個信念，哪怕要等好多好多年，哪怕已經蓋棺論定，板上釘釘，總會有這麼一天，該顛倒的，終究要顛倒過來的。這大概就是人類的長處了，也是與動物的區別所在。否則，人類失去了這份自我完善的能力，這世界也許早就沉淪，也無進化可言了。但也不是所有的顛倒，都應該顛倒過來，那些不該顛倒的顛倒，譬如，就人而言，人鬼顛倒，人妖顛倒，就事而言，是非顛倒，黑白顛倒，如果也顛倒過來的話，就要弄得老百姓莫知所從了。近年來，魯迅先生忽然被狗血噴頭，周作人忽然被香火供奉，就是文壇上的一份最大的顛倒。最初，實行者還有些“猶抱琵琶半遮面”，邇來，則明火執仗，為周作人鳴冤叫屈，至於糞土魯迅，則成一股甚囂塵上的風氣。任何一個具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對周氏兄弟，一個大大縮水，一文不名，一個金身重塑，供奉廟堂的現象，都會感到匪夷所思的。一個貶值掉價，一個行情飆升，鬥士被辱罵，漢奸最光榮，這世界究竟怎麼啦？也真是令人嗟嘆世情之詭薄，人心之險惡。對於最起碼的公正或公道的認知，度量衡竟能失准到這樣差勁的程度，也不知道這個社會吃錯了什麼葯？最近，我讀了一篇《且看罵魯迅的狂人》的文章，給我一點啟發。此文刊於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９日的《羊城晚報》的《書趣》版，作者署名為閔良臣。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０日南京某報登出頭條新聞，其中就有幾位所謂‘天才’的狂人，對魯迅口出狂言，大放厥詞。這個說：‘魯迅是塊老石頭……他的反動性也不證自明。對於今天的寫作而言魯迅也確無教育意義。’那個說：‘我們根本不看老一輩的作品，他們到我們這裏已經死亡。’”在這篇文章里，作者用郁達夫《懷魯迅》的一句話，來回敬那些發表高見的勇士，實在是意味深長的：“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如果將郁達夫的這番話，反其意而用之，那就是：一個出漢奸，出許多漢奸的民族，說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大約是不會錯的。而出了漢奸，還要加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假如是這樣的話），以此類推，說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也不算為過。閔先生的文章中還寫道：“有人說：‘魯迅小說絕對比不上郁達夫，他的雜文誰都可以寫……’更有人說：‘魯迅在文學上的成就與他的地位不相稱。他的大多數作品一般作家都能達到。以魯迅來衡量文學，標準太低，影響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在我們這個圈子裏，魯迅早已是個過去的話題。’”看到這裏，我不禁想起十年“文革”期間，郭沫若先生一時興起，寫的一部享“譽”華夏、風行神州的《李白與杜甫》了。當時，他之所以要把詩仙與詩聖拉到一塊來比，不遺餘力地推崇李白，百般譽揚，想盡辦法地埋汰杜甫，奚落備至，說白了，那是專為一位特定讀者而寫，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但如今把郁達夫的小說評為Ａ＋，而將魯迅的小說評為Ｂ－的勇士，該不至於抱有郭老的宏圖大志，有投桃報李之盼吧？所以，我想，這樣的比法，恐怕更接近於上海弄堂里的頑童，並排站着，比賽誰尿得更高更遠的遊戲心理作怪，和小孩子人來瘋的表演欲吧？那麼，這些“罵魯迅的狂人”，憤世嫉俗的同時，某種程度上還保存一份童真未泯的率直和可愛呢！把郁達夫和魯迅拉在一起比小說的長短，就如同要將福克納和普魯斯特，定出上下，把茨威格和川端康成，分出高低一樣，是徒勞無功的事。大師與大師之間，是沒有可比度的，因為每一位大師，都是歷史上的惟一，也就是黑格爾說的“這一個”。如果硬是要比，那就是明初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裏所說的：“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亂訂真偽，令人氣短”了。我的寫作間，約三個平方大小，很奢侈地擁有一扇朝西的窗子，可以感受下午三四點鐘的陽光，這對我垂暮的年齡來說，倒也十分吻合。窗對面為另棟樓高聳的山牆，其間為一不通行的夾道，每當學校放學以後，就會有一些小朋友，來這裏玩耍。玩累了就坐下來嘰嘰喳喳，時常聽他們誇耀自己的家長，“我媽是處長！”“我爸是局長！”“我哥是團長！”“我姐是空中小姐！”到底誰高誰低，小孩子們經常爭得不可開交。偶爾，我也推開窗，參加他們的討論。說實在的，局長和處長，或許能比，而解放軍的一位團級幹部，與一位飛洛杉磯的空姐，我也說不上來誰大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