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才子多嬌縱”(3)

要是能通過時光隧道，回到萬曆年間，那時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妓院娼館，充斥市廛，神女孌童，誘色賣身，媚葯秘方，大行其道，淫具褻器，公開買賣。而在街市集鎮，茶樓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術，淫穢文字，春宮圖畫，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大擺。因此，實際上全社會對於淫蕩，已到了毫不以為羞恥的田地。像屠隆這樣的才子，引娼挾妓，眠花宿柳，平康冶遊，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來，是不必大驚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點中獎的榮耀感，實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說來，某位作家從三陪小姐那裏染上淋病白濁，頂多從電線杆子上貼的小廣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聞，絕不願意大事張揚。無論如何，這是不大名譽的事情。可在明朝，卻視作風流，不但不感到難為情，不覺得是件多麼難以啟口的話題，還要堂而皇之寫進詩文里的。湯顯祖，這位與莎士比亞同年死去的劇作家，就認為這是風流，不是醜惡。風氣，這東西，一旦形成，便會左右社會，左右人的意識，作家也不能例外。我記不得是公安三袁中的哪一位了，竟認為妓女能給予離鄉背井者靈肉滿足，實在有其存在的必要，並為之論證，振振有詞，頗理直氣壯的。這也就是一代人說一代的話，一代作家寫一代的作品。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們親歷過來的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嘗試，三十年代的拓展，四十年代的跌宕，五十年代的惶恐，六十年代的矯情，七十年代的偽善，從作家的話語中，大致可以揣摸出那個時代的大致脈搏和基本面貌。所以，明季中後期，文人的不護細行，令人不敢恭維。戲曲家何元朗，能夠當場脫下妓女王賽玉的繡花鞋，作飲酒的杯托，傳行席間，先嗅腳味，后品酒香，划拳行令，這種變態的戀物癖，近乎下作。大文人王世貞還作長詩，以記其盛。視**為風流，視荒唐為正經，視無恥為瀟洒，視低級趣味為高尚行動，便是那個時代的風采了。所以，萬曆十二年（1584）甲申十一、二月間，湯顯祖的長詩，《懷戴四明先生並問屠長卿》，徑直寫到他朋友的私生活，坦白道出他的男女性伴侶，全無顧忌：赤水之珠屠長卿，風波宕跌還鄉里。豈有妖姬解寫姿？豈有狡童解詠詩？機邊折齒寧妨穢，畫裏挑心是絕痴。古來才子多嬌縱，直取歌篇足彈誦。對屠這種與同性、與異性的淫蕩苟且，雖說不上是讚美褒揚，但沒有任何責讓和不以為然的口吻，恐怕是時代風氣使之然耳。次年，乙酉三月，在《送臧晉叔謫歸湖上，時唐仁卿以談道貶，同日出關，並寄屠長卿江外》一詩中，湯顯祖更寫道：君門如水亦如市，直為風煙能滿紙。長卿曾誤宋東鄰，晉叔詎憐周小史。自古飛簪說俊游，一官難道減風流。深燈夜雨宜殘局，淺草春風恣蹴球。這首詩，乾脆美化起這兩位因龍陽斷袖之癖而丟官的才子了。臧晉叔，戲曲家，他編纂的《元曲選》，至今仍是研究元人雜劇的典籍。據徐朔方先生《湯顯祖全集》箋註：“臧懋循字晉叔，長興人，官南京國子監博士。每出必以棋局，蹴繫於車后，又與所歡小史衣紅衣，並馬出鳳台門，中白簡罷官。”這個“小史”，就是他的性“同志”。而“長卿曾誤宋東鄰”，則是屠隆大出其名的一樁風流官司。這位才子在禮部任主事時，因與西寧侯宋世恩，大概都屬性“同志”，氣味相投，情好甚昵，共嬲俊童，形影不離。同時，屠隆又與宋的姬妾有染，放肆不檢，穢聞狼藉，鬧得滿城風雨，遂遭彈劾，以淫縱罪，削籍。這是去年之事，今年，臧晉叔又因**被貶，謫歸故里。於是，湯顯祖在送行的詩中，舊事重提，一併談起。從“一官難道減風流”詩句看，湯對這兩位朋友的醜聞，絕對看作是一種高尚的風流，認為，即使丟官，也要風流，那是值得肯定的。所以，屠隆死前，湯顯祖寫去慰問詩十首，詩題里提到了他患了“情寄之瘍”，沒有任何隱諱和迴避。在那個對**不以為恥的年代裏，醜惡與美好，整個都顛倒了，即使道出其所患之梅毒，也不存有中傷朋友的意思。那時的一個才子，得了楊梅大瘡，爛了鼻子，對他的人格品德，不但無礙無損，相反，還被視作體面的、光彩的風流韻事，當作美談呢！在這種世紀末的極端頹廢風氣下，這世界還有救嗎？《明史》稱：“明之亡，實亡之於萬曆”，看來，這還真是說准了。至此，我不禁想到《金瓶梅》，這部應該是嘉靖年間出現、萬曆年間盛行的小說，也是這種風氣所及的產品，充分表現出那個時代的**特色。那位隱姓埋名的文學大師，到底也弄不清楚是誰，至少有四十多種推斷的蘭陵笑笑生，在作品中大描大寫三十六處，小描小寫三十六處，一筆帶過三十三處。我猜想，這位大師那亢奮的，衝動的，流着哈拉子的，某些部位大量充血的狀態，是相當“后明朝化”的。同樣，他一點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也不覺得有什麼誨淫的罪愆感，津津樂道，其味無窮的精神層面，也絕對是“后明朝化”的。沒有后明朝，沒有《金瓶梅》；沒有《金瓶梅》，也沒有嗣後不絕如縷的淫穢作品。蘭陵笑笑生自有他狂熱寫性的可指責處，但那個時代的風氣，那個時代的錯亂和顛倒的思潮，也不能辭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