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間偷活沉吟不斷(1)

每年秋後，總有一位不請自來的客人，在我家後院的角落裏，煢然存活。那雖沒有什麼氣力，但相當專註的啁鳴，常常堅持到真正冬天的來臨。每當我在呼嘯的寒風裏，貼着玻璃窗，傾聽這隻蛐蛐的聲音時，對於生命力的不絕於縷，總使我有所觸動，總使我想到明末清初詩人吳梅村的名句：“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詩人的這句詩，很酸楚，很凄涼，每吟，心必為之動，尤其對有過“草間偷活”體驗的我來說，更甚。可以想知，在江左三大才子之中，吳梅村應該是活得最“苦”的一位。我說的這個“苦”，並不是他自稱的“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的“苦”；而是他在一種無時無刻的懺悔中，一種至死也不能自諒的懺悔中，對於靈魂那永無休止的自審自譴的“苦”。中國人，通常不怎麼懺悔，中國文人，則尤其缺乏懺悔精神。在西方文化史上，遠一點的，有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近一點的，有盧梭的《懺悔錄》，而在數千年的中國文學歷程中，幾乎找不到一本類似的著作。中國文人甚至不如中國皇帝，他們在混不下去的時候，還不得已而為之，下罪己詔。吳梅村的恩主崇禎，就涕泗滂沱地干過這樁事。但是，有些中國文人，錯了也不認錯，不但不認錯，還賴賬，還推諉，還狡辯，還倒打一耙。所以，吳梅村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果不是惟一，也是極其少見的，具有懺悔意識的文人，值得我們後人尊敬。早先，文壇的好事之徒，不如今天這般蛆蟲也似的多，少有捧臭腳的排行榜。但在士子們的口碑上，是按錢謙益一、吳偉業二、龔鼎孳三這樣的次序排列，逐漸形成公論。不過，若就純文學的意義而言，吳和錢，至少是不相上下的。清人趙翼在《甌北詩話》中說：“梅村當國亡時已退閑林下，其仕於我朝也因薦而起，既不同於降表僉名，而自恨濡忍不死，〖FJF〗?〖F**〗天地之意，沒身不忘，則心與足跡尚皆可諒。”要是從道德角度衡量，那麼，鼎革之際的表現，吳勝於錢，更勝於龔，是毫無疑義的。文學史所以將他們統而論之，因為生逢末世，命運蹭蹬，遭遇不濟，坎坷半生的命運，大致相同。但具體到每個人，狀況又不盡類似。錢是一個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渦，龔是一個市儈氣的文人，熱衷投機轉蓬，吳則是一個更純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膽小怕事，體弱多病，努力躲開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過他。這倒也不光吳梅村個人的悲劇，而是中國文人幾乎躲不掉的共同厄運。皇帝老子要是跟你過不去的話，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在這條船上，想不成落湯雞也難。時代要跟你彆扭的話，如托爾斯泰所言，在鹽水裏煮三次，在鹼水裏煮三次，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也不是沒有可能。不過，錢謙益自尋是非，龔鼎孳自討沒趣，吳梅村在劫難逃，明白這點差別，也就理解他這什麼“草間偷活，沉吟不斷”了。他懺悔是真誠的，但他“沉吟不斷”，更多是在訴苦，訴他那個“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的苦，這裏面就有很多文人的誇飾了。從古至今，中國文人無不喜歡誇飾，往自己臉上貼金，光榮要貼，成功要貼，到了當代，被運動，要貼，受迫害，要貼，甚至連恥辱也要拿出來往臉上貼。吳梅村也屬於賣苦一族，在遺書里，告訴兒子，他是“天下大苦人”一個，說得可憐兮兮。他這一輩子，憂患連連，危機重重，提心弔膽，擔驚受怕，過得很不自在，也是事實，但決不是徹頭徹尾的倒霉蛋。他應該沒有這麼大的忘性，他剛走出他的家鄉太倉，那幾年間，可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為世人矚目。他的連捷高中，他的奉旨完婚，他的翰林高就，他的講學東宮，也使得滿朝文武驚詫，藝苑杏林艷羨。無庸諱言，吳偉業曾經很陶醉於那相當風光，相當體面，相當得意，相當快活的滿足中的。我始終認為，上帝雖然吝嗇，但對每個人的安排，基本上（當然不是百分之百）還是要保持賬面上，借方與貸方的大體平衡。一個太快活的幸運兒，不見得永遠一帆風順；同樣，一個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傢伙，未必就會被上帝拋棄。君不見福利彩票開獎，立馬成為百萬富翁者，常常是北京人絕看不上的外地打工仔。所以，吳梅村雖然一生不幸，但他二十三歲起，開始發跡，上帝真開眼，讓他着實地火了一把，比進城民工中頭彩還來勁呢！舊時中國的“士”，十年寒窗，囊螢刺股，大都懷有高第入仕，衣緋着紫，文章翹楚，領袖群倫，連做夢也忘不了的雙重心結。時至21世紀，我所熟悉的作家同行，想謀一身黃馬褂，同時又想執文壇牛耳者，也是大有人在的。可魚和熊掌，兩者兼而得之，豈是那麼容易的事嗎？在中國，考中狀元，未必做得文豪，做得文豪，很難考得狀元。吳敬梓，金聖嘆，曹雪芹，蒲松齡，恰恰都是科場上的名落孫山者。這其中，二律背反，勢難兩全，八股文做多了，性情文字難免生澀凝滯，腦袋裏裝滿了論、表、詔、誥、判、策之類應試製藝，詩詞歌賦的絕妙靈感，也就找不到立足生根之地。這也是今天那些削尖腦袋熱衷做官的作家，再也別指望他寫出好作品的原因。以今譬古，能憑真本事，贏得科舉，而且又憑真才華，成為大師者，肯定少而又少，只有吳偉業，是這樣一個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