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間偷活沉吟不斷(2)

吳偉業（1609—1671），字駿公，晚號梅村，又號鹿樵生，江蘇太倉人。他出身於書香門第，長大於儒雅環境，聰穎早慧，好學不倦，尤其拜在名師張溥門下，文章大進，學業完善，筆墨嫻熟，得心應手。所以，1631年（崇禎三年），他到南京應鄉試，中舉，名列第十二。次年進京，參加會試，得第一。接着殿試，皇帝親點，為一甲二名進士，即“榜眼”，這一個成功過程，讓人看得眼花繚亂，叫好鼓掌都來不及，所以他老是賣苦，是沒有道理的。接下來，授翰林院編修。隨後，崇禎出面，賜假回里，洞房花燭，真是如其宗師所褒譽的，“大登科后小登科”，“天下好事皆歸子”了。吳也很得意，得意難免忘形，他評價自己為：“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如同時下有些作家同行，將自己列入諾貝爾文學獎種子選手一樣，都有不自量之嫌。所以，我相信而且尊重他後來的懺悔之“苦”，但不大相信甚至鄙薄他所誇飾的遭際之“苦”。滿清入關，改朝換代，攻城略地的屠殺，鐵騎踐踏的血腥，文化箝制的強暴，予取予奪的恐懼，是每個老百姓都難逃脫的痛苦，非獨吳梅村一人。他所以特彆強調這一點，我認為，在他的潛意識中，有一種努力為自己辯白的**，表現出來，便是喋喋不休的訴苦。後來人常常不理解，人稱吳太史的這樣一位文學大師，睿智學者，聰明透頂的人，為什麼不能像顧炎武、黃宗羲那樣埋名隱居，堅拒不就？為什麼不能像陳子龍、夏完淳那樣寧死不降，捨身成仁？最不濟，也可以學王夫之那樣，作《惜發賦》，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裡潛心讀書。說說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當相當的難了。直到我當了“右派”，我才懂得，中國知識分子中間，強者太少，而弱者太多。你可以這樣高標準地要求吳梅村，但他願意跪下來求生，而不想站着取死，那你也只好抱憾。一位研究吳梅村的日本學者安積信，就十分為這位大師惋惜：“第梅村受知於庄烈帝，南宮首策，蓮燭賜婚，不十年累遷至宮詹學士，負海內重名久矣。當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時，不能與陳卧子、黃蘊生諸賢致命遂志，又不能與顧亭林、紀伯紫諸子自放山林之間，委蛇伏游，遂事二朝，則不若尚書（王阮亭）之峻整，隨園之清高遠矣。向使梅村能取義成仁，或隱身岩穴間，其節概文章，皆足以為後學標準，而天下所推為一代冠冕者，亦將不在阮亭而在梅村，豈不尤可惜哉？”（見清人方浚師所著《蕉軒隨錄》）安積信先生不了解中國文人向來崇奉“好死不如賴活着”的哲學，與他們日本國動不動切腹自殺的武士道精神，是毫無共同點的。且不論切腹這舉動本身的正確與否，但對死亡毫無畏懼的堅強，與但求苟且偷生的軟弱，是存在着天壤之別的。吳梅村性格軟弱，可入世之心甚重，吳梅村身體脆弱，可虛榮之念更強。但文學大師的聲名，復社宗主的威權，領袖群倫的慾念，一代良知的眾望，都是他對自己的目標期許，是捨不得放棄的，正是這些浮華，他既不能“取義成仁”，更不能“隱身岩穴”，怎麼辦，只有成為“忍死偷生廿載余”的“兩截人”的一條路可走。吳梅村的故事講到這裏，對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響的兩個人，就該出場了。一位是他的老師張溥，一位是他的親家陳之遴，前者使他捲入了明崇禎朝的黨爭，後者使他接受了清順治朝的徵召。這雖是兩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吳梅村個人而言，四十多歲時的仕清三年，正是他二十多歲時介入黨爭的必然結果。如果說，中國的政治家，有附庸風雅的嗜好，那麼，中國的風雅文人，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興緻。張溥為文學家，我記得舊時中學國文課本中，就選有他的《五人墓碑記》，那是一篇相當激昂慷慨的散文。但他更願意附庸政治，要當一個政治活動家。崇禎初年，清除閹黨，昭雪東林，言路放寬，政策鬆動，給了知識分子一點自由，張溥利用這個機會，成立“復社”，議論朝政，針砭時弊，雌黃人物，評斷是非，儼然有點反對黨的味道。一般來說，文人玩不得政治，即使像張溥這樣還玩出一點氣候者，最後也以栽跟頭而告終，甚至死了也沒放過他。他不明白，皇帝只是在需要知識分子出聲的時候，你可以出聲，當他不需要你時，你最好閉緊嘴巴，別討沒趣。歷史上那些掉了腦袋的文人，很多都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以為皇帝多麼愛他，而發出聲音的結果。張溥把復社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這位弟子身上，而吳梅村也被老師的熱忱所推動，一是年輕，二是憂國憂民，三是士大夫要為天下先的精神，很快進入狀況，站在了朝廷中派系鬥爭的第一線。說實在的，他遠不是鬥士，而且也做不來鬥士，可是，成功太快，頭腦膨脹，難免虛火上升；眾人攛掇，高帽戴上，也就衝動行事。少年氣盛的他，一瞬間竟以為自己果然是鬥士了。上書陳詞，面折廷爭，甚至藉著崇禎召對的機會，“進端本澄源之論”，將政敵狠狠告了一狀。據說，他那一番聲情俱茂的廷上陳述，大有文明戲中言論小生的慷慨激昂勁頭，把小他一歲的崇禎帝，聽得入神，為之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