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他們振臂揮舞，是偉大舵手(2)

我知道正義和良心經常是幌子，而試驗這個幌子的真偽的就是對人的生命的態度。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方在為生命精打細算，他們用一千萬美元一枚的炸彈，為什麼他們不用一百美元一枚的炸彈？因為那種炸彈不能遠距離精確制導，會傷及無辜。一千萬美元一枚和一百美元一枚的區別就是為了在別國的領土上少傷一點別國的無辜者。而另一方呢？他們如何對待自己的公民？他們讓自己的公民組成人體盾牌，他們用電視、用廣播鼓勵這種做法，宣傳這種做法，他們讓自己的人民做盾牌而絲毫不感到可惜和可恥，這就是他們對待自己人的方式。我想知道這樣的國家它到底為什麼而存在，它在保護什麼，為誰保護？也許我們中許多人會說，這是人民自己願意的。我不知道，有什麼東西能將數千人這麼有效率地帶動起來，他們是被驅使的，是有組織的。沒有組織者的籌劃，很難想像，數千人能步調一致，更何況他們是平民，而不是訓練有素的軍人呢？是誰在幕後組織他們輪着班地用自己的軀體守護大橋？即使正義也沒有權利充當這樣的組織者，即使良心也沒有理由用數千人的生命去冒險，而這僅僅是為了一座橋樑。人肉盾牌，這是一種多麼無恥的防禦邏輯。戰爭的一方，它利用另一方的良知：它知道它的敵人是講良心的，不願意傷害無辜平民，即使是這些平民受了愚弄變成了敵人的時候，也不會向平民開槍。因而它將自己的人民趕上了橋頭，它用自己對人民的殘忍、嗜血、毫不珍惜來驗證它的對手對它的人民的珍惜，它用自己的殘忍來試驗對手的良心。是的，它終於成功了，它的人體盾牌成功了，終於那座橋被保護了下來。然而我要說，這不是人體盾牌戰略的成功，而是那個被看成是敵人的良心的成功，我從中看到的了良心——一種真正的良心。一天夢裏，我看到一位這樣的父親，他在和別人決鬥，突然他感到自己就要失敗了。這個時候，他轉身回屋，一把揪出了自己的兒子，將鋒利的刀刃架在了他兒子的脖子上，讓他的兒子站在他的前面，做自己的盾牌，他對他的敵手說：你開槍吧，你殺死的將不是我而是我的兒子。這個時候我一身冷汗地醒來了，我忘記了他的對手是否開了槍。但是我在想，這樣的父親，他有資格做一個父親嗎？我絕對不願意做一個這樣的父親的兒子。由此我想到，作家，一個作家應當有的基本良知是什麼？或者一個作家應有的基本良知他是否有？為此我常常感到失望，他們被一些糨糊糊住了腦袋，他們只知道跟風，只知道人云亦云，他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自己作為一個人的起碼的判斷力。一個只知道用功利的邏輯，而不知道用人道的邏輯來思考問題的人，他沒有權利頂着作家的幌子說話，他應當去做政治家而不是一個詩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惟一的邏輯是“人”，人高於一切。即使是為了所謂“正義”的目標，也不能放棄這一點。讓兒童救火，讓一群戰士做人肉炸彈，讓一個人為了救一群羊而犧牲（集體的財產高於一切，包括高於個體生命），這些在特殊的歷史情形下，在功利的邏輯中，在政治的考慮中是合理的，但是對一個作家，它永遠是不合理的，它是考量一個作家的試金石。是否站在人的立場上，而不是物的立場上講話——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惟一標誌，它應當是知識分子惟一的道德準則。看到那種學者，他們走路時的樣子是佝僂着腰的，彷彿知識的重量已經使他們不勝重負，他們談話的時候總是引經據典，彷彿除了引用別人的話，他們自己就沒什麼話好說了，他們一生的時間都在解釋別人的話——在紙面上，在生活中都是如此。做學問，對於他們來說就是看別人是怎麼說的，從這本書到那本書，如果把他們的文章中的引文去掉，他們的文章剩下來的就只有引號了。他們的眼睛特別發達，不僅用常人的肉眼，還要加上兩隻鏡片，他們的眼睛似乎生來就是看書的，看書中的聖賢怎麼說，然後跟着說，於是他們成了十足的道德主義者，他們得上了一種共同的病叫“道德主義病”。問題的關鍵是他們不僅把這種做學問的方法用在他們的文章中，他們還把這種方法用在生活中，對於他們來說生活彷彿不是自己的事，而是書中早就規定好了的事，他們的知識害死了他們，他們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實踐聖人在書中已經規定好了的預言，生活的每一步都是聖人預言的實現。他們失去了活生生的自己，那個有血有肉的人死去了。他們害怕任何書外的東西，任何聖人沒有說過的東西，他們都感到害怕，一件小小的新鮮的東西（例如一塊新品牌的雪糕）都會使他們裝滿文字的腦殼短路，因而他們除了成天躲在家裏做所謂的學問之外不敢做任何別的事情。他們不敢外出，街上的摩登女郎使他們眩暈，摩登女郎的超短裙擊中了他們道德主義的腦門，使他們發出非道德主義的驚呼。他們對這個活生生的變化着的世界是恐懼的，他們不敢和這個世界接觸，於是他們就用一種理由將自己禁錮起來，這個理由我們經常聽到——學者要坐冷板凳。他們太虛弱了，虛弱到霓虹燈的光線也會使他們生病。所以他們只能坐在家裏的冷板凳上。